网友：锦尘

　　12月29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新华社报道可见，济南中院的判决，依据的是12月10日公开庭审时检察机关当庭列举的王怀忠主要犯罪事实，对它们认定后依法作出的。这表明，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王怀忠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判处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是罪有应得，乃罪刑相当。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王怀忠本来是罪有应得，却很可能给人留下“抗拒从严”的误解。

　　我们看到，济南中院的判决除认定了王怀忠的犯罪事实、指出“其犯罪情节及危害后果均属特别严重”之后，还作了“而且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百般狡辩，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应依法严惩”的表达。而此前公众已知，在12月10日的庭审后，便曾有公诉人感到极其愤怒，并表示王怀忠的认罪态度极为恶劣，应该“从重处理”——如此一联想，误解恐更难免。

　　无疑，强调王怀忠的认罪态度，使人易生因其狡辩、恶劣而罪加一等、刑加一分的误解，这不应该。尤其是在庭审后公诉人的表现欠妥已为不少人指出后，济南中院的公开宣判本更该特别注意，更应避免使用并不作为量刑依据而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字句，但可惜却没避免。

　　当然，不独对王怀忠、而是对一切罪犯的定罪量刑，都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与此不合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实已淡出。所以，如果本是罪刑相当的判决，却不当地给人以“态度论”印象，不仅无助于司法尊严，相反还会产生误导作用，或多或少地有损司法尊严。

　　与“态度论”同样不妥、同样易给人误解、但在我国司法领域却有传统且至今仍有相当市场的，是“民愤论”。

　　态度、民愤（人们有权表达）这些主观因素并不改客观事实，司法中感情倾向更不可取代法律严谨。但从审判王怀忠一案，我们却看到，司法人员、法院以及专家学者，都还忍不住要强调态度因素和民愤因素，这实际清楚表明，一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观念要改变，一些过时的传统思维定式要扭转，尚存不小难度。站在加快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角度，这应当引起充分重视。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