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和《革命百里洲》(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31日05:35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赵明

赵瑜近影　　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曾以一系列报告文学力作《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轰动文坛。近年来，赵瑜却远离媒体，打起行囊，数度深入荆楚，明察暗访，历时5载甘苦，完成了又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中国乡村三部曲》的第一部。笔者就此作对赵瑜进行了访谈。

　　笔者：农民问题既是中国长期面对的焦点问题，又是在现实生活中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尤其在当下，作家、读者纷纷流向“小资”时，您为何把目光由炙手可热的体育转向被冷落的农民？

　　赵：诚如你所言，13亿中国人口中占80％的农业人口决定了中国小康进程的实质和水平。农民问题应该是作家一生关注的大主题。说现代化也好，说社会进步也好，如果农村不发展，不进步，国家就不能说实现了现代化。因此，农民问题仍然是我国最根本的问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不仅是作家，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农民的关注比以往少了。但你仔细想想，我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那些新兴行业，比如电子、媒体业、互联网等等，很少有超过3代的，我们的祖辈还是农民。所以农民问题很重要。

　　笔者：那您怎么找到湖北百里洲去了？

　　赵：百里洲的故事对我的触动源于1998年的抗洪一线。那年我在长江沿线采访抗洪，经孙志刚博士（时任宜昌市市长）推荐，我来到了长江中游枝江段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百里洲。当时正值抗洪的关键阶段，百里洲地处滚滚洪水的包围之中，岛上没有来自部队的抗洪大军，当地农民按照非常古老、非常传统的方式组织抗洪，场面悲壮。

　　那种古老的民间应急方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沉淀了一段时间后，回首千里江堤，百里洲那种具有民间传统的抗洪行为越来越鲜活起来。透过民间的具有周期性的抗洪，我清晰地感到现当代的许多农民问题都是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的，于是产生了想写一部书的想法，而且不能就抗洪写抗洪。抗洪是为了生存，而生活本身怎样呢？历史的沿革又是怎样呢？堤防上的殊死搏斗是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不是全部矛盾，甚至不是实质性的矛盾。应该从抗洪的表象纵深到浩瀚历史深处的变迁中去发掘。

　　笔者：把百里洲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农村相联系，您选择它作为调查样本，是如何考虑它的代表性和特殊性的？

　　赵：众所周知，长江和黄河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百里洲是一个镇，位于湖北长江中游宜昌和荆州之间，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孤洲，历史上洲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犹如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缩影。由于百里洲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人们的生存方式等许多传统因而得以大体保存。从百里洲这个孤岛上，大体可以发掘出长江农耕文明基本特征和典型案例，这也是选择它的特殊性。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黄河流域，过去对黄河文明理解较深，关注较多，但作为作家不能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河流。当我以一腔真诚去亲近长江母亲时，收获比较大，我感受到了长江文明的新鲜与刺激，感受到它丰富的营养对我新的哺育。

　　笔者：据说您近年多次长住百里洲上，在前后跨4个年头的调查中，都有哪些重要发现和深刻感受？

　　赵：1998年后，我前后4次来到百里洲进行“田野调查”，最长的时候在那里住了一个冬天，短的时候也住过一两个月。2002年初进入创作，现在第一部已付梓，大约30万字。

　　在进一步采访调查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真相使我震动，可以说农民尚有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必须高度关注。

　　笔者：您这部著作还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一是目前完稿的第一部是从清末写到土地改革结束，明显具有“史志性”；二是叙事文体很特别。您基于哪些考虑，才纵深到历史的深处并采取这样的叙事文体？

　　赵：报告文学强调新闻性和现实性。在20世纪媒体欠发达的背景下，好作品的新闻性显得比较突出，但从报告文学的长远价值看，强调它的现实性更妥，尤其在当下媒体发育比较快比较好的时期，现实性就更能体现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报告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深度的报告。另外，新闻性也并非限制在新近发生的事情上，对历史的首次发掘，或从全新的角度认知历史同样具有新闻性。也可以理解为封冻的旧新闻如今解冻了。

　　笔者：百里洲一定很吸引您，那里很神秘吗？

　　赵：《革命百里洲》写的主要是民国时期发生在孤洲上的故事。可以说从清末到完成土地改革，是这个岛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阶段，很有代表性。在这段时间内，一方面是自然灾害，水患频仍，另一方面历史冲突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矛盾里面有国民党、共产党、土匪、日本鬼子、老百姓，还有抗日游侠、新四军、商帮、黑势力……种种势力都在岛上表演。民国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中历时半个世纪的重要历程，而这段历史对于我国的国情以及长江流域农人的命运，至今尚未研讨清楚，对于近现代史的重新认识和更加真实的开掘是有意义的。

　　笔者：您认为创作现实题材作品与重现历史情景，写作上有些什么不同？

　　赵：报告文学作家向历史的幽深之处追索和探问，如果写得好，不会亚于现实题材的作品，而目前许多现实题材的作品恰恰历史深度不够。

　　关于叙事文体，这部作品确实有些特别，采用这种写作手法主要还是考虑到与内容相适应，希望追求一种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我比较关注报告文学的文体变革，一直希望对它的叙事方式有所拓宽。作家写作的追求是双重性的，一方面追求更多人阅读，这方面应当比较看重选题，比如《马家军调查》，主要是抓焦点；另一方面是创新，创新也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因此报告文学家要不断提高文学修养与思考能力，越是真实写作的作品，越是对作家思想意识高扬的考验。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31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