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我爱寻访旧书摊，时间久了，便陆陆续续收集到一些旧资料。和许许多多正史或者名震一时的事件、文件、报告有所不同，这些大多出自个人的文字档案类资料，若不加收集、整理，很容易在茫茫史海中消失得无踪无影。然而，在我看来，它们却是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帮助后人认识历史原状不可缺少的角度和窗口。

　　潘汉年的命运常常在人们寻寻觅觅的目光中。最早寻觅潘汉年下落的是编辑《鲁迅全集》的专家们。我收集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一九八零年左右的一批资料，其中有关于向公安部门征询潘汉年过程中的往来信函。答复的渠道有多处，有公安部，有潘汉年最后劳改的茶场等，其中由湖南公安厅一九八○年五月二日的回函对潘汉年的去世时间写得最为确切，该函称：

　　潘汉年一九七五年五月由公安部送来湖南，安置在我厅所属劳改单位米江茶场。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据我厅给湖南省委《关于潘汉年送长沙医院治病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记载，潘当时七十二岁。但其详细出生年月不清，需请你社向公安部查询。

　　关心潘汉年的人，这时才以这种方式知道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具体时间。对陈翰伯我素无研究，但现代史上的商务印书馆，在我心目中的一直占据着崇高位置。从一些老人那里，我时常听到他们对这位著名出版家的赞誉与钦佩。没想到，几十年后，我搜集到他在文革中的检讨、交代。满纸交代上的笔迹工工整整依然清晰。故纸堆把一个时代的前前后后紧紧裹在了一起。一封两页纸的请示信，留住我的目光。没有注明年份，但参照其他材料，应是写于1966年的10月。当时，陈翰伯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正被隔离起来，关在“牛棚”里接受批判。

　　陈翰伯的请示信写给当时商务印书馆的革委会。文化部公用稿纸，红格，15乘20的规格，钢笔书写，兰色墨水。

　　黄国萍并转革委会：

　　十月六日李主恩通知集中学习人员，以后我可以在星期六、日两天回家。我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安排，并将努力体会这种安排的精神，作进一步的反省和检查。

　　上星期六、日，我没有回家。

　　我家几个门上、窗上还贴有封条，衣箱上也贴有封条，几个家具上还贴有“国家财产不许乱动”字样。我自己不便把这些封条揭下。能否请革委会派人给揭下来，并请对我同住的肖凡家，说明这是组织上同意揭下的。当然也要说明我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仍要请他们加以监督。

　　有几把门上和箱子上的钥匙能否发还给我。

　　我老婆卢琼英是否可以回家了，我不知道。能否请革委会打电话问问中国妇女杂志社的革委会，然后把情况告诉我，如果她能回家了，我准备从下星期起按时回去，按时回来；如果她还不能回家，我暂时也不回去。

　　陈翰伯

　　十月十二日

　　文字简练而明确，一如以往文风。以带罪之身请示，但行文仍显得不卑不亢。

　　在陈翰伯的这封请示信第一页上方，有用圆珠笔书写的这样一段话：“据中国妇女杂志社来电话，卢琼英暂时还不能回去，已通知陈本人。”

　　“如果她还不能回家，我暂时也不回去。”如信所言，陈翰伯大概不会独自一人去推开家门。

　　家门何时向他们夫妇敞开的，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有不少人一直在试图推开历史的大门。或者说，窗户。

　　如今时兴说大历史。再大，也由一个个“小”而构成。

　　几年前，搜集到一张小纸条，上面提到了三个我很熟悉的人：吴祖光、黄苗子和郁风。看到它，我仿佛听见有人在悄悄说：“请把纸条递到上面去。”我不可能听到。纸条写于一九五五年八月的北京，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上面”是指主席台。这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次批判会，被批对象是剧作家杜高。他被认为是受到吴祖光影响的“小家族”派别的头号人物，在肃反运动中的戏剧界首当其冲。

　　纸条写道：

　　李超同志：

　　据田庄交代，吴祖光与黄苗子（郁风的丈夫）关系甚密切，黄苗子的问题在最近的对外贸易部五人小组对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了出来。这一情况或者不宜于现在就在这会上谈，谨告知。岳野

　　杜高先生告诉我，李超是剧协的一位负责人，岳野则是电影局的一位官员，所提到的田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人员、杜高“小家族”的成员之一。在这张纸条的边上，李超写了这样几个字：“杜高问题材料李超8.12。” 于是，薄薄一张便条，在厚厚一大摞的“杜高档案”中有了一席之地，它也才得以保留。

　　几十年后，它意外出现，把一个历史场面的细节显露。

　　拿去给吴祖光、黄苗子、郁风他们看，惊讶之后是感叹。清人有词写得好：“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小小纸条，虽非离骚，更非经文，但它却能勾起当事人诸般心事，点点滴滴把记忆敲打。

　　“当时我在外贸部的贸促会工作。那年五月，全国开始批判胡风。有一天在机关上班，中间休息时我跟几个年轻人聊天，我谈起一件道听途说的事。我说，听说胡风现在还在杭州西湖游玩。谁知道有人打‘小报告’到外贸部，结果在外贸部礼堂召开的反胡风动员大会上，一位副部长就公开指出：‘到现在，我们部里居然有人公然给胡风涂脂抹粉，说他还舒舒服服游西湖。’随后，我就被贸促会宣布隔离审查。”

　　讲述当年故事，黄苗子不胜感慨系之。

　　翻阅《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忽然读到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关于外贸部肃反的一个批示：“对外贸易部的肃反经验很有用处，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各单位仿行。”巧得很，批示写于八月十一日，比那张纸条只早一天。

　　外贸部的报告中是如何提及黄苗子的？这个报告尚在否？

　　这几年，我还帮忙黄宗英整理了赵丹的一批材料，它们主要是赵丹文革时写于监狱的交代。在把它们交给我时，她说：“这些东西你拿去吧，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赵丹真的天生是个好演员，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演电影。但最痛苦的也是很久没有戏演。”那天黄宗英对我说。

　　从不知道赵丹还想扮演刘少奇。

　　那天回到家里，打开材料，看到一篇检讨，题为：《我为什么要演刘贼少奇？》。(把姓与名字之间加上一个“贼”字，表明斗争性强，当年很流行。)赵丹检讨说，在六十年代的一次闲谈中，他说自己可以演刘少奇。

　　我说：“我演总理不像，总理脸形是方形的，论外形倒是可以演刘少奇，鼻子高高的，颧骨也高高的，脸形长圆，下巴尖形的。”记得我边说就边对屋内的穿衣镜，模拟起刘贼在人大会堂做报告时的动作来，并且还学着他的湖南口音。又记得当时边做边说：“学几个外在的动作容易，而主要的在于内在的气质上像这就很难了！他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党性修养那么高，我和他的气质距离太远了！我演鲁迅还有点办法，有点自信，因为鲁迅除了是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以外，毕竟还是个文学家，同时我从小就喜欢读鲁迅的小说，那时就学习用鲁迅的笔调写小说，因之还可以培育这点通向他的气质；要我演一个政治家，这我是没法通向的！我的气质太不对路了！”

　　检讨写于1970年11月29日。

　　八年后我在上海念书，时而和同学一起骑车从复旦大学到城里看“内部电影”。记得有一次是到北京东路上的黄浦剧场看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后来才知道，黄浦剧场即三十年代的金城大戏院，赵丹当年在这里与蓝苹联袂出演易卜生的《娜拉》，一炮打响，崭露头角。

　　“我要是政治觉悟高，早就发觉他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话，早就把他揪出来，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的了！”这是赵丹检讨书的最后一句。写这句时，不知他是否想到了江青——那个同台演出的蓝苹。

　　四处搜寻民间档案让人乐此不疲。有一次从北京潘家园旧书摊那里我淘到一大批历史资料，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50、60年代的档案材料。它们如何流散出来，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得到它们时，我正在写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传记和一篇关于“二流堂”始末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正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到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是戏剧家杜高的档案。

　　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多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的完整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添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

　　“杜高档案”是相当完整、相当丰富的史料汇集。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如，在政治运动中，围绕某位当事者展开的外调，是如何进行的；当运动期间决定召开相应的批判会时，组织者是如何设定题目和提纲，如何组织发言的；当决定将一个当事者打成右派并判决入狱时，人事关系的交接是如何进行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右派与刑事犯关押一起进行劳改时，思想汇报和年终鉴定又如何写，如何做出的；当年复一年需要填写表格时，不同处境下表格有何区别、决定命运的最后评语又是如何填写的……

　　八十年代末我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过程中，曾听说当时胡风案发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机构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反胡风运动和随后的肃反运动，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从“杜高档案”的“1955年肃反部分”中，我才亲眼看到由田庄所在部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田庄专案组送交的田庄交代材料上，送交者署名为“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接受者则为“剧协五人小组”。另外一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给文化部艺术局的信》，由“艺术局五人小组”批转剧协。除此之外，《内蒙党委转来的材料》使我得知，当年不仅仅只是成立所谓“五人小组”，还有专门的领导反胡风集团的机构。这份材料由内蒙古党委送交中央有关部门的刘复之，然后由刘复之转发中国剧协，因此，材料上落款为：“内蒙党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所盖图章则有两枚，一为“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一为“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转递材料专用章”。从图章中可得知，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除“五人小组”外，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十人小组”，其成员构成待查。

　　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要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其实未必准确。更何况中国之大，历次政治运动涉及面之广，远非轻而易举之间就可以把史实梳理得清清楚楚。研究者需要大量的档案资料，需要认真、艰苦的努力，才能略有收获。从这一角度来说，民间档案之类的史料挖掘和整理，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几年来，我分别主编过“沧桑文丛”（河南人民出版社）和“历史备忘书系”（长江文艺出版社），计三十种。在所选录的著作中，我特别强调民间档案的特点。作者来自各界各地，名气无大小之分，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大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因之各种作者均有择选的必要与价值。形式也多种多样，日记、信件、交代、采访实录、回忆录，视内容而定。而且我相信，原本不起眼的个人记录，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究历史，需要来一番认真细致的梳理。诚然，在历史研究中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容易失之于片面、笼统，甚至虚假。在当代中国，正史撰述长期存在空白与片面，民间修史又十分欠缺，这就更需要我们大力搜集和整理更多的历史档案。

　　历史是一团混沌，是错综复杂的有机构成。那么，唯有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各式各样的原始记录和个人记忆真实地呈现出来，人们才有可能从众多细节中看到历史的本相。

　　完稿于2003-9-29(声明:李辉先生授权人民网书画频道刊用,任何媒体如欲转摘,请与他本人或人民网书画频道联系;联系人:文松辉;邮件:wanda@peopledaily.com.cn;电话:010--65368384)。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