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的生态总有许多被我们忽视的地方，它们是社会目光和社会良心的盲区。我们看到了，我们记录了，我们希望经由我们的努力，它们能在读者的视野内作些许停留。

　　安全帽上留遗书“欠我娘两百元”

　　在涟源七一煤矿“4·16”事故中，救援者发现了一封遇难矿工写在安全帽上的遗书。

　　遗书是矿工聂清文留下的。聂用粉笔在帽子里外，草草写下：“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里押金1650元……”聂还在帽子上对妻子交代，要带好孩子，孝顺父母，“一定会有好报的”。同时，聂还叮嘱妻子，一定要将他火葬，为家里省点钱。

　　这份特别的遗书，在当地引起了极大震动。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会上宣读，泣不成声。（本报记者千灵坡5月12日报道）

　　流泪的不只是娄底市委书记。在著名的西祠胡同网站评选的“2003年度最震撼人心的民间话语”中，这位矿工的遗书名列榜首。入选的理由，是它“体现了小人物在将死时的无奈、善良、宽容与从容”。

　　志愿者遭遇怀疑和冷冰

　　自非典出现以来，记者多方联系，竟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单位能为志愿者们敞开“报国”之门。

　　4月29日上午，供职于某企业驻长办事处的山东青年小胡，想利用“五一”放假之机，留在长沙为消灭非典“做点实际工作，帮忙做做宣传，义务消毒也可以”。小胡打电话与一家医院联系，不料竟遭一口回绝。随后，记者联系上了这家医院，得到了相同的回答。小胡说，他是诚心实意想做义工，没想到首先遭遇的，竟是怀疑和冷冰冰的回答。

　　此前，医科女大学生曹琳也有类似遭遇。据长沙市慈善办介绍，早先也有外地志愿者打听过，他们也曾进行登记。但长沙市目前的确还没有一个吸纳外地志愿者的组织，致使许多青年想做志愿者而不得其门。（本报记者刘晗4月29日报道）

　　在一个行政权力过度膨胀的社会，政府的威权不可能不对公共空间造成挤压。自发的志愿者无门做义工，说明我们的习性已经被奴化。

　　“人乳宴” 紧急叫停

　　一度在长沙闹得沸沸扬扬的“人乳宴”紧急叫停。1月29日，省妇联主席冯湘保就此事发表了看法，认为“人乳宴”违背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

　　冯湘保说，拿人乳做菜，是非常不道德的，既违背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也严重影响了妇女及婴儿的身心健康。母亲的乳汁是用来哺育孩子的，不能够把它商品化。商家把哺乳期的妇女当作“人乳机器”，实际上是把她们当作变相的商品，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也违背了商业道德，省妇联坚决反对。（本报记者曹辉1月29日报道）

　　除了道德谴责，其实也可以从法律上找到惩处根据：血液与乳汁作为人体器官，随意买卖是违法的。

　　食人鲳现场灭杀

　　9月2日下午，长沙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得知，在“新特奇”水族馆，有人拿来两条食人鲳后，立即赶到现场将鱼灭杀。专家指出，食人鲳在适应中国水域后，有出现变种的可能。长沙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秦德忠副站长认为，养在家里做观赏用的食人鲳，长沙很可能还不止这两条。这给灭绝食人鲳的行动带来很大难度，如果家养食人鲳进入自然水域，很快就可以形成种群，到时候给自然水域生态平衡造成的破坏将难以估算。

　　（本报记者颜海均9月3日报道）

　　环境保护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和碧水蓝天相关联的，事实上环保的概念比这要广得多。免受不良生物入侵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死刑终结”距离遥远

　　来自曾国藩故乡的法学学者、湘潭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邱兴隆，在中国社会刮起了一阵“死亡风暴”———年初，中国大陆第一次以死刑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湘潭召开，提出了在中国废除死刑的主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被问及现实可行性时，邱兴隆说，死刑应该废除，不等于说就可以废除了。中国现阶段还不可能马上废除死刑。阻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文传统。“杀人偿命”、“恶有恶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报应观念根深蒂固。二是信仰基础。纵观历史，有两大宗教影响了死刑的废止，一是认为生命神圣的基督教，二是禁止杀生的佛教。三是立法导向。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只有20多种死刑罪名，而现在增加到68个。四是刑事司法实践。尽管如此，在中国废除死刑，我应该有机会等到这一天。

　　（本报记者王华玉4月24日报道）

　　终结死刑不只是一种道德和宗教诉求，更是一种理性诉求。当有关部门将沈阳黑老大“立即”执行时，居然爆发了全国性的狂欢，清楚地标明了我们离终结死刑的遥远距离。

　　“脑死心跳”谁敢动刀

　　18岁少女吴彦在4月2日就已被确诊为脑死亡，其父母决定立即捐赠女儿身上器官，湘雅二医院正好就有一名急等角膜的病人。双方一拍即合，但该院一直不敢动手。三天过后，随着吴彦的最后一次心跳停止，医生才迅速地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

　　湘雅二医院副院长李永国非常感慨，我国目前器官移植在器官来源一直是个瓶颈，像吴彦的父母那样，在其女儿心跳还没有停止的时候，就同意捐献器官，在我省可以说是第一例。但如果脑死亡的标准不能作为判断死亡的标准，即使有器官，医生也是不敢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因为我国现在实行的死亡标准，是心跳停止才能被认定。（本报记者胡忠民4月5日报道）

　　人类遭遇“到底什么才叫死”的困扰，真是匪夷所思。事实上，不管是从精神层面还是从生理层面，何谓生死，历来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惜命的当然可以选择“心跳停止”，而哲人们自然会选择“脑死即心死”了。

　　制造恐怖获刑15年

　　1月2日，省内某报编辑部收到一封从涟源发出的恐怖信件，扬言长沙城区将面临大规模袭击。1月3日，省政府办公厅也多次接到一男子的恐吓电话，扬言其宅基地如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制造恐怖事件。4日凌晨，专案组民警根据掌握的准确情况，一举将犯罪嫌疑人谢干廷抓获。

　　经审讯，谢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谢干廷是新化县人，因家境贫困无法上大学，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于2002年12月28日至2003年1月3日期间，连续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等投递了5封恐吓信，并拨打恐吓电话。

　　（本报记者千灵坡1月10日报道）

　　这可能是本土公民在犯罪领域的“新贡献”，他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巨大影响将在长时间里压迫人们的神经，这个狂徒最后获刑十五年。

　　“树挪死”愈演愈烈

　　7月下旬，记者看到：我省农村植被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进城“赶绿”。据益阳市林业部门统计，到目前，该市累计采挖运输出境的绿化大苗达198万株，其中樟树占160万株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移植至苗圃地的树木登记造册数为374万株，由于许多大树、古树移植完全没有经过林业部门登记和审批，因此实际移植量应该有近千万株，其中50％—70％的大树被挪死了。（本报记者张振中7月31日报道）

　　人们在财富领域总是津津乐道于马太效应，其实在其它领域何偿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强势者对弱势者的掠夺永远不会停止。大树进城只是城市对乡村掠夺的一个缩影，它远非只是一个环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