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世界几乎因伊拉克战争而分裂。在国际会议桌上，在电视报纸上，在互联网上，支持这场战争和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吵得昏天黑地。不过，争论双方几乎都一致认为萨达姆是个坏蛋。在萨达姆被捕后，德国和法国的总理、总统立即向美国表示了祝贺——虽然他们都毫不含糊地反对美国发起这场战争，但是他们对于萨达姆的厌恶并不在美国人之下。

　　战争的起因本来与萨达姆的个人品质无关，也与伊拉克的政体无关。一个狂热反美的政权，据说又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美国人的安全利益考虑，当然应该“先发制人”，灭了它。这是“9·11”之后美国政府最合乎逻辑的选择。

　　因为反美，因为有一份可疑的核计划，海湾地区惟一的一个民主国家伊朗，也被老美列在了“流氓国家”的名单上。——无论是按照“文明冲突论”发明人亨廷顿的学术定义，还是按照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政治定义，伊朗都是一个民主国家。

　　据英国ＢＢＣ报道：“80年代深受伊拉克八年战争打击的邻国伊朗对萨达姆落网消息举国欢庆。”“虽然伊朗对美国抱有怀疑和敌意，但是伊朗人对萨达姆没有丝毫同情。”另有外电报道说：“东突”分子们获此消息后倒是如丧考妣。

　　这本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但这世界上有许多人却坚持着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极左翼“愤青”和极右翼“愤青”都不能也不愿意面对真实的世界。

　　世界和平因此还是一种奢望，战争则只能使执著于两个极端的人们更加执著。二

　　2003年，在中国的两个以执著著称的邻国，各发生了一件令中国人胆战心惊的事情：朝鲜真真假假地宣称造出了原子弹；日本出现了右翼两党制，和平宪法有被废止的危险。

　　为了区域的安全，当然也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中国政府费尽心力，组织了六方会谈，朝核危机终于有了一点缓解迹象，但前景仍然扑朔迷离。而对于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复活（——美国《外交》杂志的说法），我们却完全无能为力。

　　曾经同样有百年宿仇的德国和法国，如今已成为亲密无间的伙伴，中日两国却仍在艰难地摸索着怎样相处。

　　极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言论弥漫于两国媒体。互联网上，“小日本”、“支那猪”你来我往。

　　日本首相小泉在美国总统布什的私人农场访问时对记者说：“如果中国执意不在钓鱼岛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日本将让中国后悔。”话语方式跟中国的仇日“愤青”差不多。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对日关系新思维”。“新思维”讲了一些有道理的话，但讲了更多一厢情愿的废话。

　　事实是，日本要做一个“正常国家”，但却决不愿做一个像德国那样“正常”的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虽然唾沫横飞，但毕竟不像以色列人那样真抓实干——对于曾迫害过犹太人的法西斯战犯穷追几十年，一个都不放过。两个东亚大国将来相处得好坏，主要还是决定于日本人有没有与邻为善的意愿。

　　国与国之间，没有理解，没有善意，永远也不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一点及时的善意，也许就能化解仇恨的坚冰。曾把中国视为“天敌”的那位印度国防部长，竟在ＳＡＲＳ期间发动部队官兵捐款为中国患者治病。结怨40多年来，中印两国终于重新成为正常的伙伴。当年打得不亦乐乎的两国军队联合举行了演习，这甚至在一年前都难以想像。

　　前不久，北京召开了一次中美欧关系国际会议。在会议举行的晚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和原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黑格上将合唱了一首歌，歌名是：《我们越经常在一起就会越快乐》。三

　　2003年12月11日，是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10年任期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他在渥太华会晤了到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会谈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他说：“我们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够通过谈判尽快得到解决，就像香港问题一样。”

　　克雷蒂安是一个魁北克人。而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加拿大让那些想独立的魁北克人彻底断了念头。

　　这世界上闹独立的人挺多。巴斯克，科西嘉，北爱尔兰，车臣……日子过得好不好另说，反正有些人就是想独立。独立是他们的信仰，而信仰是不能以世俗理性来解释和说服的。

　　不过，我们看到，有时，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者恰巧也是极端的国际主义者。同一帮人，今天，在车臣与分裂武装一起跟俄罗斯军队作战；明天，又跑到阿富汗，跑到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或者别的什么组织一起跟美军作战。他们作战不是为了争取或者维护主权。与相信“人权高于主权”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信奉的是“神权高于主权”。

　　遥远的爱尔兰共和军也参与了遥远的哥伦比亚的内战。

　　在2003年的最后几天，日本派往伊拉克的部队出发，同时就有报道说，有10名车臣恐怖分子潜入了日本。

　　2003年的世界，还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美国领导的最无可争议的事情，就是反恐。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政府一同挥舞铁拳，仍然摁不住几只恐怖主义跳蚤。

　　2003年的世界，让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感到无奈。真实的世界，恐怕恰好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