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春

　　文物建筑，是与我们距离最近的历史记存。与其它保护在玻璃柜和博物馆里的文物不同，文物建筑规模庞大，我们伸手可触。在滚滚向前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发展和保护的矛盾时，往往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筑拆留决策和保护措施应由谁说了算？不同的决策思路和方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在文物建筑保护上，究竟碰到了哪些问题？

　　为此，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原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

　　专家参与使保护落到实处

　　记者：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文物建筑，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保护文物建筑，非常需要专家参与。

　　阮仪三：是的。周庄等江南古镇现在非常出名，但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江浙一带村村办工厂，加工类污染企业迅速向农村扩散，拆古镇建新镇成为时髦。那时，像周庄那样的古镇有几十个，可是很快在发展大潮中消失了，盲目发展、无序开发成了大问题。一些开发者不太理解古镇保护和科学规划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专家的及时介入，向政府部门提出保护措施和规划，现在留存的获得世界教科文组织杰出保护奖的6个古镇，很可能就不存在了。

　　记者：在如何保护古建筑文物上，这些年来争论不断。到底是完全保护，还是在保护中改造，着眼于开发利用？

　　阮仪三：所谓“改造”一词是错误的。“原真性”是保护文物建筑的重要原则之一，因“原真”所体现的历史空间，是无法替代和再生的。

　　陈志华：有句话，叫“建筑是石头的历史书”。文物建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包含的历史信息上，这是文物建筑最重要的特点。但是，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各地文物建筑管理机构，像文物局、文化局、博物馆等机构当中，真正懂保护的人为数甚少。

　　需要有培养专家的学校

　　记者：你们的意思是，现在有些所谓的专家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文物古建筑的保护？

　　陈志华：应该说，我们极度匮乏真正的专家。在文物建筑保护领域，我们缺少专家培养制度。像清华大学，20年前办过一个文物建筑保护培训班，但仅一年就办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教育局不批，不发文凭；二是在实际工作中，没人重视，谁都可以对古建筑保护指手画脚。我们虽然号称文物大国，但至今没有一个专家培养制度，甚至未形成文物保护学界。在国外，光是意大利，我就去过五六个培养文物保护专家专业系的学校。

　　阮仪三：现在，全国只有同济新设了古建筑保护专业，我在带城市遗产保护发展的研究生。这方面的专家不仅很缺，并且知识结构也不全面。

　　记者：那么，我们现在搞文物建筑保护的是些什么人，在保护中会产生哪些缺失？

　　阮仪三：相当一部分人不懂行，造了一条仿古老街，就以为保护了文物。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些不懂行的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将产生效益作为惟一目的。而真正的保护是要付出代价的，如修复等费用。修旧比建新还贵，一些人就不愿意保护了。因为整修一新，既快又能出政绩。

　　陈志华：现在，很多从事文物建筑规划的专家，其实是建筑师。他们与真正的文物保护专家不同，出现的一些问题让我忧虑。建筑师们以创造、求新、宏伟等建筑为追求目标，将这样的理念用在古旧文物建筑上，很可能导致过度修缮、破坏原貌、无序开发等后果。他们未经过专业培训，原有的思维定势对文物建筑保护不利。在如何看待文物建筑价值等观念上，与文物建筑保护原则有较大出入。

　　专家缺失带来忧患

　　记者：专家的缺失，已给文物保护带来不少忧患。

　　陈志华：是的。文物建筑保护中，头一条就是要“原真性”。围绕原真性形成很多原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此还出了一个“古建筑保护道德守则”，敦促大家保留历史文物建筑原貌。一些地方粗暴地把文物建筑拆除，这还只是浅层次的破坏。更多地方借开发旅游的名义，将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完全失去历史旧貌，真文物变成假古董，这才是根本性的破坏、最广泛的破坏。

　　阮仪三：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我在与无知斗争。而现在，我在与利益斗争。在利益驱使下的破坏，让人忧虑。

　　记者：真正的专家，应该脱离保护中的功利性。

　　陈志华：对。缺少这样的专家，就不能向政府部门灌输真正的保护理念。现在很多地方，不说保护说开发，这样怎么能保护文物呢？保护文物建筑，必须摆脱纯艺术性和纯功利性两个方面，在保护“原真”和“修旧如旧”上下功夫，否则不可能将保护工作做好。

　　记者：那么，应采取哪些措施改变这一现状？

　　陈志华：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正确的文物建筑保护理念，并将这一正确理念灌输给大家，纠正原有的一些不正确思维。保护工作在某些阶段，会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但是，从长远看，它带来的财富是属于人类、属于历史的。如何摆正经济和保护的关系？需要呼吁，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和思考。

　　再是要设立专业人才培养制度。专家不足，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华东新闻》 (2004年01月01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