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

　　据《文摘报》载，河北省献县农民戈建华，在2001年3月2日偷盗一辆摩托车后，被警察追上，在逃跑时遭到警察枪击，身体被击伤导致高位截瘫。2002年11月，献县法院一审判决戈建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7000元。（暂于监外执行）

　　在审理此案时，公安机关认为戈建华涉嫌抢劫并有拒捕情节，警察有权开枪；而戈建华及其辩护律师则认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盗窃犯罪，不构成抢劫。戈的代理律师李慧臣说，偷盗是犯罪，但戈建华不应该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罚。“戈建华在作案逃跑过程中不存在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情节。因此，办案民警开枪击伤戈建华的行为违反了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应当赔偿其相应损失。”2003年11月27日，律师李慧臣向公安局递交了一份《刑事赔偿申请书》，提出的赔偿金额为31万余元。

　　此案的价值在于，小偷向公安机关索取赔偿，在某种意义上显现出了人们法律意识的强化，它反映出公民法制观念的进步。按照常规，小偷行窃，已经触犯了刑律，公安机关将其追捕归案，是对另外一个受害者利益的保障，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就出在公安机关在追捕过程中开了枪，使犯罪嫌疑人致残。

　　这一案件从另一方面也提醒公安机关，在追捕逃犯的过程中，要遵守程序正义。对于一个小偷来说，在追捕的过程中实施开枪，使其致残，有“执法过度”之嫌。小偷依据相关法律条文，向公安机关索取赔偿，这既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公安机关能否公正执法、能否准确行使自己的职权的一个警示。法律是公正无私的，对于执法者和违法者来说，都应一视同仁。犯罪嫌疑人也有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是一旦违法，就可以被任意处置。

　　公民在违法犯罪后必须追究其责任，公安机关和其他执法机关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也应该把自己置身于法律的许可和监督范围之内，因为公检法司的执法队伍，既是执法主体，也是守法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