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1月1日发表何向东先生的文章《“诚信”课是一种“羞辱罚”》，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何向东先生看法的由来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如有考场违纪行为被记“零”分的，必须增修一门“诚信”课的学分，学习合格后方可获得违纪课程的重修资格。据说，学校这样的“处罚”更加人性化，不再把违纪学生“一棒子打死”（据12月31日《京华时报》）。
何向东先生认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做法是“借助公众的谴责来促使作弊学生吸取教训，悔过自新，这种惩罚方式很像刑罚史中的‘羞辱刑’”，还认为这种做法伤害了学生的人格。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笔者看来，何向东先生不过是用虚构的方式表达学生的权利，完全违背了诚信作为道德的社会功用。功利主义的奠基人边沁说，希望存在诸如权利这样的东西的理由并不就是那种权利；一种希望确立一种权利的理由并不就是那种权利；需求不是供给，饥饿不是面包。因此，笔者认为，认为上诚信课是一种示众，犯了把“需求当供给，把饥饿当面包”的错误。
诚信作为道德的一种，和其他道德一样，起源于社会，目的在于保障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于作弊的学生进行必要的惩罚，也是道德教育的一种手段。片面扩大学生的权利，并不利于对大学生进行良好的道德教育。
从个体道德发展的过程来说，一般都需经历三个阶段：他律阶段、自律阶段、他律和自律的统一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律”是起点，是基础。北京师范大学的做法不过是明确了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价值、方向和行为规范系统的具体表现罢了，也是道德教育的具体化，是他律。
只有确立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必要的惩罚措施，才能使学生明白我们在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制止什么、鼓励什么，形成一种人人都须遵守的善恶是非标准。
朱四倍（河南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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