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时竟被人拉开车门抢走提包，眼看劫匪骑着摩托车就要扬长而去，女车主情急之下，加快速度将摩托车撞倒并将包夺回。之后可能因刹车不及，小汽车撞上了前面的一辆大众汽车并最终导致四车连环撞（《南方都市报》1月1日报道）。

　　是的，按照一位律师的说法，这位女车主属于正当防卫；他紧接着又说明：如果将劫匪撞死，则属防卫过当。不过，我认为律师似乎忽略了：女车主的行为发生在公共场合，她的防卫，不仅造成飞车党摩托车被撞，而且导致另外三辆车连环撞击，并形成了广州大道该路段由南往北方向大塞车的严重局面，这难道还不属于“防卫过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遇到切身利益被侵害的一瞬间，他（她）为了保护自我利益，会产生某种心理和行为的冲动，弗洛伊德将人格之构造分成本我、自我及超我，这三部分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内动力，支配了个人的所有行为。其中，本我包括一些生物性的或本能性的冲动，这是个人行为的原始动力。而自我和超我系个人将社会规范、道德标准、价值判断内化而成，故受道德原则所支配，受法律准则所管制，能够将某些冲动行为，克制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

　　无论是怒而将车撞向飞车党的女车主，还是前一阵挥舞钩镰枪、让飞车党尝尝“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滋味的民间“义和团”，他们这样做固然是万般无奈之下的下策，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对飞车党生命安全带来的危害，但由于耳闻目睹飞车党的肆意妄为、屡禁不绝，这些民众也许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某种怀疑和不满：认为法律没有起到保护他们利益的作用，而法律的这种失效，又“客观”上成了飞车党嚣张气焰的催化剂：法律，你奈我何？

　　这种法律对飞车党违法行为的无能，久而久之，会给某些人的潜意识中带来这样的印象：法不责违法行为，则我只好自力救济；法不责违法行为，则我也以牙还牙，采取某些超越法律规范的行为，而不会受到法律的责罚。当人们对法律的效力失去尊敬和信任，法律准则对个人行为的“心灵管制”就渐渐化为无形，在遭遇紧急情况时，人内心深处为保护自我采取非理性手段的本能就会爆发。相对理性的自我和超我，让位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本我，人们只靠本能性行为维持在社会的位置，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最不愿看到的情景。

　　女车主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提包，开车将飞车党撞倒并夺回了包，她的目的达到了，却同时对飞车党的生命安全和公共利益造成威胁，记者报道说：“所幸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由此显露的某些苗头，却不能不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

　　一味谴责女车主的行为，未免有些吹毛求疵，因为她也不过是一种弱者的反抗方式而已，但社会需要深思：为了不让肾上腺激素支配某些民众的行为，法律当如何行之有效？行政管理部门该怎样寻思对策，避免类似情况的重复上演？

　　林涛（广州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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