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勇

　　普通人对口述史学的了解，大抵是从当年唐德刚先生出版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着录音机完成的一项“口述史传工程”。胡适夫妇因此视他这个安徽老乡为最好的小朋友。唐公的传记工作，还包括风行海内外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这种史学研究方式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近年来口述史学在文学史和知识分子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已使更多的人认同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学术意义。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口述历史在海外成为历史学重要的分支，在内地亦备受关注。九十年代起，把作家和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渐成内地口述历史的主流。比较早意识到口述史学方法意义的是李辉。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是目前关于周扬研究中，在材料的丰富和视角的独特性上，最有代表性的。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干校告白》也是一部重要的口述史学著作。邢小群《凝望夕阳》主要内容是关于右派的系列访谈，是口述史学值得注意的作品。到了2000年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口述史学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已得到相当自觉的应用，学术性更突出，作者个人意识在叙述中也强化起来。这种写法与黄仁宇《万里十五年》有异曲同工之妙。

　　实事求是地说，口述历史有它的优点：对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的回忆与评价，通过讨论接近历史本来的面目。口述历史可补“正史”之不足，“正史”经过史官、史家的修补与剪裁以及各种正规体例的限制，成书后往往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难免读之乏味，而口述历史的内容，因系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包含有许多历史细节。录之于书，往往显得具体、细腻、生动，读起来兴味盎然。当然，口述历史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当事人或记忆有误，或自我拔高，或有难言之隐等等，这些局限当可经过公众舆论，以纠其失，以正评价之不当，以求其真。因此口述历史与文字历史各有其功能与特点，既不可厚此薄彼，也不要厚彼薄此，二者理应互相映照，相辅相成。

　　目前，口述史学在中国处于方兴未艾之势。一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先后成立了口述史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一批口述史学著作陆续出版。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出版了《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几种传记。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师哲《我的一生》，也是近年比较重要的口述传记作品。2002年夏天，一项旨在推动口述史学的系统工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启动。这项工程由两套互相联系的丛书组成。一套是定期出版的《口述历史》丛书，一套是不定期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口述历史》每三个月出版一辑，每辑约20万字，配发相关的照片，力求图文并茂。第一辑已经在2003年秋天问世。《口述自传丛书》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高龄知名人士为传主，由学者或作家与传主合作完成，一传一书。已有许福芦的《舒芜口述自传》、刘延民的《文强口述自传》和蔡彻的《黄药眠口述自传》三种问世，还有几种正在编辑中。近日将要推出的还有《中国知青口述史》和《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后者是一本研究口述史学的理论专著。

　　口述史学著作的繁荣标志着人们已经认识到：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的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就是专业研究者也不得随意查阅；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难度甚至大于研究19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寻找历史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1月02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