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0所中小学完成如此大规模“市场化”的时限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也就是说，从现在起，监利县只有平均一天“租售”2所以上学校方有可能完成任务。面对如此震撼性的基础教育市场化工程，笔者固然钦佩监利县教育改革的勇气，但对这场改革得以成功的信心却并不十分充足。

　　依据国外经验，一次成功的教育市场化改革至少有三个特征：其一，出资者必须获得大于其投入总成本的经济性收益；其二，消费者（学生）所享受的教育服务质量不低于市场化之前，并且经济负担不超出其承受能力；其三，市场化过程未给社会造成其他负面影响。监利县期望通过“租售”中小学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与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愿望固然良好，但这项“基础教育市场化工程”一旦上马，出资方、消费者乃至监利全县都不得不承担起巨大的风险。

　　正如经济学家汤敏所指出的那样，“教育不是一个很好的盈利手段”，基础性教育更是如此。中小学教育是典型的基础性教育，其公共性较之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更为明显，其市场化的空间极为有限，其投资回报率普遍不高。监利县此次出租出售的多是乡村一级的中小学，其投资回报率可想而知；投资方一旦投入资金，不但注定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回成本，而且还必须长期承担入不敷出的经营风险。教育市场化不一定能保证教育服务质量的上升；恰恰相反，市场化前期的体制波动还可能造成教育服务质量的不稳定。我国乡村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本身就十分脆弱，大规模市场化所造成的管理机制调整、师资流动、组织文化变革很可能会带来学校教学的无序与混乱；而学生无疑将成为最大的“牺牲者”。另一方面，巨大的盈利压力完全可能促使投资方在短期内提高教育服务费用，这又会给众多农村家庭增加相对不轻的经济负担。

　　笔者最为担心的是，规模如此庞大的“租售”工程很有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监利县的这近700所中小学本是各级基层政府眼中的“财政包袱”；但此时县委的文件一下发，这些原来的“包袱”顿时成了财政收入来源———出租或出售这些中小学自然会给各级基层政府部门带来实际的经济收入。在某些当权者眼中，它们便立时成为权力寻租的资本；如何在租售学校的同时更好地为自己牟利，这将成为少数官员不可告人的心思。如果有关部门监督不力，这场基础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完全有可能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充满权钱交易的“寻租场”；而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监利县政府的形象，承担风险的则是整个社会。

　　教育市场化，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市场化是一项多方风险共担的社会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对于农村基础教育而言，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一定要慎而又慎，因为无论对于哪一方，改革的风险都太大了；至少监利县这样的“大手笔”还是越少越好。毛飞(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研究生）（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