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宣宇才　陈娟

　　“再累也要让娃娃念大学”

　　2003年12月30日，马龙县月望乡上银村。

　　刚进村，就看到村民高中华家里，上梁的上梁、做木工的做木工，忙得热火朝天。主妇王竹花正在做午饭，每人一碗面条，上面放点辣子，还有一锅花豆（红豆）熬的菜汤。

　　房子是新建的砖瓦房，楼上楼下各三大间，因为家具少的关系，显得很宽敞。高中华告诉记者，“原来住的是茅草房，遭了火，县上给建的新房。”以前，高家一年的收成能让全家人勉强吃饱，在村里属于还过得去、不需要救济的家庭。今年初，村里电线老化，电线短路引起一场大火，把连着的一片茅草房烧得一干二净，什么东西都没救出来。12户人家在火灾后变得一贫如洗，成了县上扶贫济困的重点对象。

　　火灾的第二天，县民政局就给每家送了100公斤大米、两床被子和一床毛毯，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10月中旬，民政局又来了一次，给每户一次性补助了300块钱。火灾后，这12户人家，还作为云南省安居温饱扶贫工程的帮扶对象，每户领到了3000块钱的安居款，专门用来盖新房。

　　高家新盖的房子，除了正面墙用的是砖混结构外，其他地方全用的土坯。“土坯花钱少，都用砖太贵了。”王竹花说，“两个小娃娃读书，要学费。”除了用土坯做墙，高家做梁、做门窗的木料都是旧的。

　　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大儿子去年考上了县里最好的学校——马龙县一中，正在读高一，小儿子也在月望乡中学读初三。两个孩子成绩在班里都是一二名，但他们每年的一大笔学费，成了最让高中华头疼的事情。

　　再困难，孩子的学费还是要交。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靠高中华出去打工。在昆明的几个郊县，他帮人插秧、收割谷子、做搬运，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一天也就是十来块钱的收入，好的时候能挣到二十。一年下来，高中华打工总共挣到了2000多块钱，交了两个孩子的学费后，已经所剩无几。

　　孩子很懂事，从县城到上银村的路费是3块钱，为了节省路费，大儿子每个周末回家，二十几里路，都是走回来的。两个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知道家里生活困难，在学校每顿只吃三两米饭。说到这些，王竹花很是心疼，眼眶里尽是泪花。

　　家里今年种了8分地的麦子、2亩5分地的稻谷和1亩苞谷，一年下来，麦子只收了百来公斤，再加上700公斤稻谷和一些苞谷，根本不够家里四个人的口粮。王竹花就把这些粮食掺起来，做杂粮吃。家里种了点蔬菜，基本上是自家给吃掉了。

　　高家养了三头猪，以前收成好的时候，一年宰一次，红红火火地过年。“今年不行了，受了火，宰不了了。”王竹花摇摇头说。亲戚朋友来帮忙建房，家里就去镇上的集市买点肉，平时是舍不得吃的。

　　谈到新年，高中华对记者说，房子盖好了，剩下来的大事就是娃娃读书了，再累也要让娃娃念大学！

　　“共产党像爹娘，领导我们盖新房”

　　这是贴在王家庄镇长凹子村一户人家门口的对联。

　　长凹子村，是一个有着几十户人家的苗寨。过去，村民们住的很分散，两家之间隔着好几座山不足为奇。村民们也很穷，用当地扶贫干部的话说就是，“一家所有的财产，不如城里有钱人的一双鞋”。

　　去年春节，云南省政府实施易地开发工程，省里统一给特困户每人拨款3000元，用于建新房。拨下来的款，由镇上统一支配、施工，新房盖好了才让村民搬进去。

　　今年60岁的陶志富，是从山上易地开发搬下来的特困农户。以前，陶家在山上有两间草房，挤了七八个人，“一落雨，屋里就没得干地方”。现在政府帮他们盖好了房子。刚搬来，几家的妇女就自己用毛线织了一幅锦旗，送到了扶贫办。

　　这位苗族老人领着我们看他家的新房子，比起高中华家，陶家的情况好多了：崭新的砖瓦房，楼上楼下各两大间，下面生产，楼上住人。家里还有专门的客厅，很简单地放着6个沙发。“以前住山上，来个人就坐门口，现在住楼房了，就添了这些东西。”老伴张秀美笑呵呵地说。厨房里放着一个刚买的小粉碎机，平时用来磨玉米面。

　　到了楼上，除了床和凳子，没一件多余家具。今年陶家苞谷丰收，房间和堂厅里，都堆满了包装成袋的苞谷。

　　除了老两口，家里还有两个外孙女，是已经去世的大女儿留下的。外孙女很听话，平时在家种地，农闲就出去打个把月短工，和高中华一样，也是帮人插秧、收割或是到附近的厂子里做搬运，一年可以挣个七八百块钱。

　　家里盘了3亩苞谷，今年收了1吨多，再加上种的一些洋芋、荞麦和小麦，吃饱是没问题的。外孙女种地，老两口就腾出手来，喂了20多只鸡和5头猪。老两口手头比较宽裕，只要来了客，都要炒肉菜。要过年了，陶志富告诉记者，“住上楼房了，过年肯定要杀猪的。”

　　在云南，像高中华、陶志富这样喜迁新居的人家，还有很多很多。记者祝福他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再上一层楼！

　　《人民日报》 (2004年01月04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