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

　　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近年来时有所见，但围绕此话题展开理论上的集中研讨，是从刊于2003年1月23日的《文艺报》上的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开始的。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大众文艺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闲、娱乐等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艺在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萌生并发展起来，它与主旋律文艺、高雅文艺一起，形成了现时期文艺领域内的三足鼎立。综观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讨论，对作品思想内涵及审美境界偏高的期望和要求，常常使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出版者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与市场生命强度三者难以兼长的情况下，莫可适从，无法自处。我们应该对大众文艺的思想深度的要求适度淡化，给大众文艺减轻负载，让它增强活力，与国外的娱乐产品竞争，将劣质的有害的产品排挤出文化市场。这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是有益的好事。此文发表后，《文艺报》专设了《“大众文化”论坛》专栏，相继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大众文化”问题。

　　陈燕如的《丰盛的匮乏———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盖生的《大众文化：带菌的小众文化》，主要就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陈燕如首先肯定，大众文化在“大众的普遍参与”和“平等意识的普及”等方面，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促进人民生活的民主化，形成精神生活表面丰盛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匮乏———我们的人生体验越来越多地成为‘二手’体验，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乃至人与自己内心的直接联系，而是经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文化产品‘间接化’之后的体验”。盖生更是认为，“当下中国所谓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小众文化”，因为它的消费对象，并不覆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下岗职工，而且大众文化是“带菌文化”，“它消解经典文化，给人以商品主义的乌托邦的虚指”，“消费人生志气，制造平庸，甚至恶化艺术及人生境况。”他指出，“对于大众文化，应还其审美的平易性和具有价值蕴藉的双重维度，即民间性、社会性和审美性的高度整合统一。”

　　赖大仁以《大众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问题》一文，对业已开展的有关大众文化的讨论作了自己的评说。他认为，“大众文化”这个词本身很可疑，又人言言殊。有的人在“以消费为目的，以利润为价值定位，以表达感官欲望和身体快感为特征”的涵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有的人则在“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问题，即“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必然对大众文化给予否定性的批评，而“站在民间大众的价值立场，以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平民化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来看大众文化，则更多看到其积极的意义。论者认为，应该站在“当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价值立场（要义是现实人文关怀的精神和理性批判的精神），以现代理性精神来看待和评说大众文化。

　　与“大众文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也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文艺报》就此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讨论。提起这一话题，先有张永清的《消费社会的文学现象》（《文艺报》8月26日），后有宁逸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文艺报》10月14日）。张文认为，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整体变化，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文化的商业属性逐渐强化，这使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学化，文学的产业化和文学的媒体化，成为当下文学的最突出的特征。这些变化，“必将给文学带来新的面貌，文坛也因之产生的局面，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张文、宁文中对于文学文化现状基本认同的描述，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随后，欧阳友权等纷纷著文，指出“文学如果只是一味认同消费主义的发展趋势，完全顺应乃至迎合这种消费主义潮流，放弃应有的价值立场，这只能是文学的自我放逐，或者说是文学意义的自我消解”（赖大仁）；提出要以“强健的文学精神引领和改造时尚”，要“确证崇高或美好的欲望，以抑制欲望失范和对失范的放纵”。

　　总体来看，这一讨论仍有因不够对位而各说各的倾向。张永清、宁逸是站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的基点上谈论既有的现象，而欧阳友权等人是站在理想的文学的基点上谈论文学该有的方向。因焦点并未对准，讨论还未在针锋相对的层面上深入进行下去。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1月06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