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决策，由封闭型向开放型决策转变，是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起点。

　　国家发改委从收到的350份“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投标申请书中，选出涉及经济、环境、人口、教育、社保和资源等方面的56个课题公开招标，国情咨询专家胡鞍钢、北大教授林毅夫等成为中标人。如此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国家5年规划研究课题，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它标志着国家重大决策机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决策，由封闭型向开放型决策转变，是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起点。

　　有专家认为，重大决策的成功是重大的成功，失误则是重大的失误。实际上，在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不少决策失误中，事先或事中并非没有不同的意见，有的甚至还很强烈，但是，这些意见有时会受到压制，有的甚至演变成严酷的政治斗争。马寅初等因主张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严厉批判。三门峡工程上马之初亦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回过头来看，这些不同的声音，恰恰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知灼见。

　　事实是，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度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为中国国情复杂，加上外部形势变化迅速，靠个人的英明远见指挥一切，靠领袖一人的灵丹妙药包医百病，实践证明是靠不住的。经济学理论也证明，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无论是运用市场机制还是由政府决策，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信息的不完全对称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因此，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是减少失误，提高决策效能，实现社会良性发展的惟一选择。

　　目前，我们已逐步建立了专家咨询的决策制度。比如，开始建立高层智囊团，改进了政策决策分析机构，有效吸纳优秀人才；建立非官方的、独立的国情调查和政策考察机构及网络；鼓励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内部辩论和公开讨论，增加新闻舆论对公共政策讨论报道的透明度等。这些对提高决策水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当然，专家也不是万能的，其理论和建议也可能与民意相违，与社会现实相悖。比如水灾拉动内需的观点、老百姓第二套住房的理念等，事实证明都是脱离国情民情的“奇谈怪论”。基于此，我以为在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的同时，更应该建立畅通的进言渠道，面向全社会，扩大决策民主的范畴。比如市长热线电话应畅通无阻，而非一种聋子的耳朵摆设；论证会听证会不要开成专家座谈会等等，媒体开设专门的人民建议专栏，让老百姓有一个提建议的园地等等。这些都应该通过制度规范下来。

　　我很赞成这样的观点，“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虽然我们普通百姓没有专家、学者们那样渊博的学识，不可能站在全局的高度，去想三五十年都不落后的课题，但我们仍然应该就我们的所见所闻，就我们的切身利益发表自己的见解，发出自己哪怕微弱的声音，摒弃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观念，通过建言献策，行使一个公民的民主权利。

　　作者:［今日观点］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