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毛天祥

　　据《京华时报》2004年1月5日报道，北京300多名被坚石公司诈骗的受害者齐聚成宏酒店。针对坚石公司失踪后，房东强行驱赶房客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召开“坚石事件受害房客维权大会”，并宣布成立“坚石事件受害房客维权联盟”，倡议“以法律对抗暴力，避免受害者之间冲突，合力合作追讨坚石要债”。

　　面对“强行驱赶”，300多名受害者没有采取非理性的暴力行为，而是成立维权联盟“以法律对抗暴力”。同样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003年8、9月份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却让人痛惜不已：南京39岁的拆迁户翁彪愤而冲进拆迁办公室点燃汽油自焚身亡，造成1死7伤的惨剧；安徽农民朱正亮也因为拆迁纠纷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未遂。其实，无论是维权联盟的成立，还是“以暴致暴”或自焚，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表达的行为。当然，两者相比较而言，前者自然显得温和些，似乎也更加合法合理；而后者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也许有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生命诚可贵！为何如此多的受害者或弱势群体不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温情”地表达，而是“热衷”于自焚或者“以暴致暴”等极端的抗议方式呢？

　　仔细分析上面的几个新闻事实，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维权联盟的成立，还是“以暴致暴”或自焚，都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安排使然,可遇而不可求。而这，正是笔者为之感到欣慰的同时为何还带有丝丝遗憾的原因。试想，此次成立“维权联盟”，是他们自发而采取的理智行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自身较强的法律意识。而对于众多类似的弱势群体来说，因法律意识的淡薄，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贫困而打不起官司，他们只得“置生命而不顾”地采取极端的形式来进行自身利益的表达。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合法的社会抗议机制也太少。这样就很容易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

　　的确，我们过去总是把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看得过于敏感而讳莫如深。只要发生了利益冲突，就认为那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简直就是“目无法纪”，甚至还要对其进行一番道德谴责。而某些“人民的公仆”，只要一说到利益冲突，就认为是“反政府”；是制造“社会动乱”。如此一来，其结果往往是忽视了建立能够容纳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种种制度安排。而弱势群体往往因人微言轻，如果缺少必要的利益表达渠道，难以及时、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当其利益损害一旦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就不得不以某些极端的抗议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从而使社会公共秩序受到危害。有句话说得很精辟也很无奈：一个社会，如果人们不能通过“圆桌政治”这种正常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就可能选择“街头政治”和“夜晚政治”（即各种刑时犯罪）的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反社会情绪。

　　其实，从此次“维权联盟”的自发成立就不难看出：人们的利益表达，维护的利益本身往往都是正当的，其采取的各种方式来追逐自己的利益，只要不违反法律，其行为都是正当的。更进一步地说，发生利益冲突的目的也相当单纯，就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要求，而不象某些人所臆测的那样，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夹杂在里面。所以，作为全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秩序的体现者，政府在通过普法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进行法律援助的同时，也有义务支持和帮助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和集团建立自己正常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让社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要实现这一点，就应该进行容纳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种种制度安排，使得利益表达的行为正常化、常规化。因为只有规则平等才是社会公正的核心所在，没有合理科学的规则，单靠临时的援助活动和“运动式”的举措，弱势群体的声音还是可能被埋没。

　　诚如孙立平教授所说，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作出制度性安排，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不难想象，在一个对利益表达和社会抗议作出有效制度安排的社会中，类似自焚等极端事件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得多。而这，才能构建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