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的新华网头条，刊出了一篇“从17个官员落马看党内监督”的重磅通讯，深入分析了近年来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一把手”因腐败落马的原因，较全面的总结了“一把手”腐败的典型特征，读后令人深思。眼下，“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在即，能否真正从制度建设上铲除“一把手”腐败的现实土壤？能否真正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管理，建立强有力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亿万万中国人民都在正拭目以待！

　　相对于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级政府来说，一把手的权力是最大的；在近年来落马的贪官中，一把手所占比例也最高，胡建学是泰安的市委书记，杨前线是厦门海关关长，田凤山是国土资源部部长，刚刚毙命的李真是河北省国税局局长，都是正职一把手，特别是在慕绥新、马向东腐败窝案中涉案的23名主要领导干部中有17人是党政“一把手”，占涉案人员的74％。但是奇怪的是，反腐败斗争开展这么多年，我们不仅一直没有找到如何杜绝一把手腐败的根源，而且还总是设法为一把手开脱罪责。现实中，同级纪委至今还是管不了一把手，甚至还要受其制约的现状就不说了；在反腐败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也要设法为“尊者”讳——腐败分子多由二把手充当，杂文家陈四益总结出的戏剧俗套是，“卷入腐败的多是二把手，当权力与法律矛盾胶着难解难分时，最后必由第一把手出台收场”；就是现在的理论界也有一套为一把手开脱的说辞——剖析腐败的一把手官员总把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信念的动摇说成是决定性因素，暗示腐败不过是一种个人行为、偶然行为。

　　哪里的权力最不容易受到监督，哪里的权力就最容易发生腐败，这是一条铁的定律。一把手往往处在权力的核心地位，人事权、财务权集于一身；同时，一把手只要善用手中的权力——用人事权来扶持自己的党羽，用财务权买通方方面面的关节，就可以使自己处于监督的盲点上——同级纪委无法管，下级干部无权管，上级领导机关顾不上管，这种绝妙的处境为一把手的腐败铺设了天然的沃土，要想不腐败也还真不容易。但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把手权力的过度集中？而且这种集中又足以使一把手凌驾于监督机制之上？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把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称为一把手，这个称呼的背后本身就包含着极大的人治色彩，使本应该是集体权利的体现者的各级领导，变成了名正言顺的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又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各种规章制度，使一把手掌握人事使用任免权，达到对下级人员的绝对控制；行使对集体财物的支配权，变相达到对国有、集体财产的占有，真正实现了个人权力的最大化，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官员就已经站在了腐败的河沿上，脚底稍微一滑，就会堕入泥潭，这就是腐败为何多发的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讲，公众的权力的有效集中，是实现社会效率优化的必然途径，但是，只有通过民主方式决定的权力集中，才对效率优化发生有益作用，反之则是对社会效率优化机制的破坏——腐败官员对社会事业的危害就显而易见。但是，现在的“民主集中制”很像是一种摆设，本来挺好的民主意见，一经过集中，民主就没有了，集中最后就变成了集权。在现实中，公众希望通过民主方式实现权力集中的愿望，也真可谓是步履艰难，虽然，已经花费了很多心思，不断变换不同的新颖方式，有了“政务公开”和“民主评议”等等一整套的新制度，但是当发展到“民主选举”、“民主制约”、“民主决策的时候，我们就要打退堂鼓，然后再变化一种方式重新开始。这种制度的长期无效运作，加重了人们对于民主方式集中权力的无望感，加大了对腐败现象的麻木感，更加巩固了依赖“青天”出面来惩治腐败的人治情结。我们讲要发扬民主，但是如果仅仅做到当集中权力后再去发扬民主，或者讲了民主之后再由“集中”来审查把关，这种民主本身就带有软弱性与无效性，这时的权力不仅代表不了民主的意志，而且本身对民主的意志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威胁。

　　这些年，监督机关的力量在逐步增加，中央及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督措施，如民主生活会制度、述廉评廉考廉制度、纪委负责人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制度、诫勉谈话制度、巡视制度、政务公开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制度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而且使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腐败大案、要案正在向“一把手”们集中，现实在一次次地提醒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六大为我们确定了追求政治文明的奋斗目标，我们期待一个真正人民民主的时代的来临，能否切实实行“党内民主”，是现阶段中国必须迈过的第一道“栅栏”。(稿源：红网)(作者：康劲)(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