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飞

　　据1月2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湖北省监利县的近700所中小学将在2004年秋季前以租赁或出售的形式完成完全市场化运做；监利县的有关领导称此次大规模的“租售”中小学旨在“进一步落实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以县为主’的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

　　尽管“教育市场化”的呼声已经高涨了若干年，以市场办教育的实践也已逐渐深入展开；但监利县此举仍然有“震撼性”。震撼之处有三：其一，监利县教育市场化的对象是乡、村一级的基层中小学；其二，此次“市场化”将全县近700所中小学一举覆盖，规模之大当属全国之冠；其三，完成如此大规模“市场化”的时限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只有平均一天“租售”两所以上的学校方有可能完成任务。

　　面对具有如此震撼性的基础教育市场化工程，笔者固然钦佩监利县教育改革的勇气，但对改革成功并无信心。

　　众所周知，教育是公共产品，教育市场化属于公用事业市场化范畴。依据西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公用事业市场化经验，一次成功的教育市场化改革至少有三个特征：其一，出资者必须获得大于其投入总成本的经济性收益；其二，消费者（学生）所享受的教育服务质量不低于市场化之前，并且经济负担不超出其承受能力；其三，市场化过程未给社会造成其他负面影响。监利县期望通过“租售”中小学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与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愿望固然良好，但这项“基础教育市场化工程”一旦上马，出资方、消费者乃至监利全县都不得不承担起巨大的风险。

　　首先，投资方的盈利风险巨大。正如经济学家汤敏所指出的那样，“教育不是一个很好的盈利手段”，基础性教育更是如此。中小学教育是典型的基础性教育，公共性较之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更为明显，其市场化的空间极为有限，投资回报率普遍不高。因此，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除非只考虑社会效益而不考虑经济效益，否则投资于基础教育肯定不是切合成本收益原则的选择。监利县此次出租出售的多是乡村一级的中小学，投资回报率可想而知；投资方一旦投入资金，短时间内肯定难以收回成本，将长期承担入不敷出的经营风险。

　　其次，监利县的广大农村家庭极有可能承担起教育质量下降而教育负担增加的风险。事实证明，希望通过公用事业市场化提高服务质量，已经成为破碎了的“神话”。教育市场化不一定能保证教育服务质量的上升；恰恰相反，市场化前期的体制波动还可能造成教育服务质量的不稳定。我国乡村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本身就十分脆弱，大规模市场化所造成的管理机制调整、师资流动、组织文化变革等，很可能会带来学校教学的无序与混乱；而学生无疑将成为最大的“牺牲者”。另一方面，巨大的盈利压力完全可能促使投资方在短期内提高教育服务费用，这又会增加众多家庭的经济负担。

　　最不能忽视的是，市场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腐败风险。作为基础教育法定提供者的监利县政府租售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此举是否有推卸公共责任之嫌暂且不论，笔者最为担心的是，规模如此庞大的“租售”工程很有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监利县的这近700所中小学本是各级基层政府眼中的“财政包袱”，但此时县委的文件一下发，这些原来的“包袱”顿时成了财政收入来源———出租或出售这些中小学自然会给各级基层政府部门带来实际的经济收入。在某些当权者眼中，它们便立时成为权力寻租的资本。如果有关部门监督不力，这场基础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完全有可能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充满权钱交易的“寻租场”；而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监利县政府的形象，承担风险的则是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