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宏 王冬

　　现在社会上的看法都认为从私营企业发展看，从富人的角度看，应提倡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而没能看到社会公正对保护私产入宪的迫切性，或者说他们尽量回避穷人的话题，那些反修宪的观点也是基于对社会公正的担忧而反对。其实，将保护私产写入宪法，不但对提高经济效率有益，从穷人方面看，从社会公正角度看，也是迫切需要的。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但是富人的定心丸，它也是穷人的福音书。

　　我们一直强调社会的发展需要稳定，那么，稳定又从何而来？从口号中是来不了的。关于什么样的社会最稳定，现在已经基本上达到共识，那就是要不断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就是要积极培育“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只有有产者多了，他们能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这样的社会基础才能稳固，这样的社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纺锤形结构”的社会。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一个社会如果穷人占多数，社会是不稳定的，只有中产阶级占到多数才可能稳定，现在发达国家都做到了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很简单：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财产，特别要保护穷人的财产，因为他们是社会中最容易受到侵犯的人群，而且也只有这样，穷人才有可能慢慢地变成中产阶级。”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仅占人口比重的16％，离30％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在这样一个培育过程中，对穷人或者说对弱势群体的财产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财产权是其它一切自由的前提，一旦财产的保障失去了，其它的权利、自由也就很难保住。财产安全了，自由也就牢靠了，生命就有了保障。财产有保障对穷人和富人都是有益的，从边际效用角度看，可能对穷人的意义更大。刘军宁先生的例子很精彩也很现实。他说，财产权与财产的配置是否平等与穷人富人均无关系。乞丐的馒头与贵妇人的钻石项链失去了财产权的保障，它们都有被抢走的危险；同样地，他们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不论馒头与项链的价值上有多悬殊，乞丐与贵妇人的社会地位有多悬殊，馒头与项链作为财产对自由与人身安全的指标意义是一样的。他进一步假设说，如果乞丐有两个待食的孩子，那么财产权的丧失意味着他们将挨饿一夜，而对于贵妇人可能仅意味着她有理由明天换条更好的。在私有财产权得不到充分、公正的保护的时候，受损害最大的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穷人。掌权者当然可以用权力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富有者也可以通过将财富与权力结成密切的关系谋求保护，唯有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要么靠政府的公平、法律的公正、税制的合理来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维护他们最起码的尊严和独立；要么为了自由，群情激愤，起来抗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与动荡。历史告诉我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人最有可能造反。

　　社会底层民众财产的边际效用是非常高的，侵害这些财产，个人及社会都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英美法的法谚中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被形象地概括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很好地说明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即使是居住在风雨飘摇寒舍中的穷苦人，财产权也使他完全有权抗拒国王的擅自闯入。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这些年来，社会底层民众由于处于弱势地位成为最大的受害群体，究其原因，就是私有产权没能从宪法的高度得到制度保护和价值肯定的结果。改革历程中的暴富阶层及无权势群体日益贫困的形成、目前社会上讨论很热的两极分化等问题，与国有资产产权不清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不公的根源，不是太强调私产，而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够。

　　现在国有资产重组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改制企业中职工利益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源头在哪？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目前在已改制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一些改制企业不能够认真履行改制方案、转股资本金不到位、利益分配不兑现、职工的各项保险不能得到维护和保障，在改制过程中各相关政策文件不对职工开放，实行暗箱操作，严重倾犯了企业职工的利益。任何社会要进行改革都必须付出成本。那么改革的成本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由谁来承担？按我们现在流行的“减员增效”的改革办法，显然其大部分改革成本由下岗者承担了，而这部分人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当初的工作生活都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甚至干什么工种也是安排好的，而其所从事工作多具有资产专用性。现在要发展了，不需要这种工种了，他们就成了冗员，要被裁掉。这无疑是对他们的专用资产这项财产权的剥夺。这样让一部分不幸的下岗人员承担改革的成本显然不公平。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我国失业人口600多万，实际上加上漏登的失业者和由于工厂濒临倒闭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数，中国目前的失业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庞大的失业人群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隐患，不尽快解决，恐怕积重难返。国家对这部分人的私有财产保护，并在此基础上为其创造创造财富的机会显得特别重要。

　　同样，在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各地大搞开发区的环境下，“征地拆迁”过程中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问题日益突出，而它所牵涉到的往往是农民和低收入的城市居民。由于这一过程中对私人财产权的恣意践踏，在农村存在着大量以开发为名义圈地的事实，不管农民的意愿廉价占用其土地，所给的补偿费甚至有被克扣现象；城市中以旧城改造、修形象工程等名义征地拆迁，很多地方政府按地方行政法令低价收购土地后高价转手给开发商，甚至有些地方此项收入成为其“第二财政”，而真正落实到拆迁户手中的仅是那么一点补偿。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因此而导致的群众与政府间的矛盾，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由此看来，强化私有财产保护，倡导私产入宪就显得尤为急迫，现在我们的很多民众、政府官员甚至执法人员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观念是极其淡泊的，有人认为私产保护是富人们的事，穷人没有什么财产，哪需要保护？尤其在农村。譬如，一些地方的乡干部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对违反者进行抄家甚至更恶劣的整个拆掉人家刚盖起的小楼房；江西某村在今年非典期间，有一村民出国务工回家与乡、县干部生起摩擦，干部在不打收据情况下强行拉走其耕牛，开走其农用机车等。这样的例子很多，让我们对我国国民的私有财产观念不免产生担忧。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需要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管是针对哪个人的，我们要营造一个尊重他人私有财产的氛围，让我们用墨菲教授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分析的结尾，“我们需要一种政治文化，这种文化，鼓励公民即使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尊重其他公民的权利，且让他们的代表为增进这种利益负责，这种政治文化不可能先于宪政民主制度而存在，这使得这个政体必须自己创造这种文化，以使得自己可以在其中生长，而把这种正统文化变成既定事实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J.M 布坎南（韩旭译）：《财产与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2. 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

　　3. 墨菲：《普通法、大陆法与宪政民主》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

　　4. 刘军宁：《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 思想评论网站 2003年

　　5. 刘晓波：《保护私产：修宪与反修宪之争》 2003年

　　6. 凤凰网：《工商联三提修宪保护私人财产》 凤凰网新闻 2003年

　　7. 半月谈：《私人财产保护为何提上党的十六大议事日程》

　　《半月谈》记者访谈录 2003年

　　8. 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