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的一篇《什么样的‘防腐墙’才管用？》的评论，从三道亲情构筑的“防腐墙”，没有挡住广西最年轻的北流市市长李水明的实例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拥有权力的“李水明们”来说，仅凭什么“亲情”、什么“道德”构筑的“防腐墙”都是不堪一击。预防职务犯罪、构筑“防腐墙”的关键就是在于制度的创新。

　　哈尔滨监狱服刑的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跳楼身亡之前，接受《了望东方》记者采访时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入狱后,我也常反思,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不断会有熟悉的官员落马?我感觉制度上的漏洞还是太多。”（见1月9日新华网）弦外之音，自己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在于尚不完善的防腐制度。

　　我不否认“制度防腐”是至关重要的，但不赞成把贪官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都往“制度防腐”上推。“制度防腐”与“道理防腐”两者之者，不存在对立矛盾关系。从某种意义上，“道德防腐”显得更为重要。深化反腐防腐斗争必须以人为本。健全、完善反腐防腐制度和体制要靠人去创新，再好的制度和体制要靠人去执行，严格党内权力的监督要靠人去运作。人的道德水准、思想觉悟、自律能力高低、强弱，起着决定性作用。

　　相对于人来说，“制度防腐”是外界客观存在的约束力，是外因；“道德防腐”是内在主观存在的自控力，是内因。在一定条件下“制度防腐”通过“道德防腐”而起作用，“道德防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再好的制度，不可能“固若金汤”。对事实上存在的制度漏洞，道德低下者见洞就钻，无孔不入。有的甚至扩大漏洞，“前腐后继”；道德高尚者不为漏洞所动，不被金钱所诱惑，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做补洞、堵洞工作，防止人民财产遭受侵害。

　　“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必腐败、不愿腐败”这“四不”之间，并非并列关系。假如“不能、不敢、不必”属于“制度防腐”，那“不愿”就属于“道德防腐”。而且越是在防腐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个人的道德水准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在同样的环境中，为什么有人腐败堕落，而有人出污泥而不染？在“制度防腐”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为什么出现令人不可思议的“高”（腐败分子级别越来越高）、“大”（个案金额越来越大）、“全”（涉及领域越来越全）现象？我认为，是“制度防腐万能论”误导了人们，是人们放松了自身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改造的“道德防腐”所致。因此，以“道德防腐”为坚强基石，与“制度防腐”融为一体的“防腐墙”才是固若金汤的“防腐墙”。(稿源：红网)(作者：孙金栋)(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