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为了照顾莫辉华的家庭困难，同时也为了锻炼女干部，张家界市纪委把这位审理室主任派到慈利县担任纪委书记。“下派纪委书记”的举措一出，成果显著。这也催生了一场被称为“张家界模式”的纪委改革。如今，莫辉华当上了张家界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而她参与的那场改革却已中止。

　　“张家界模式”与整个中国纪委的改革一起在路上。虽然路有千万条，但是其最终的目的都是想让中国的政治体制趋于完善。

　　“张家界模式”的纪委改革留下了一连串的骄人数据。1995年，该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35件，是1994年的2.2倍，其中查办万元以上经济大案40件，是1994年的3.3倍；1996年，立案数增至924件，同比又增长45.5％。到了1997年，张家界4个区县的纪委书记均为市纪委“下派”，立案总数为926件，其中，立案处级干部15人，同比增长2.5倍，查办案件数名列湖南省第三。

　　当时光流转到2004年的1月5日，此时的莫辉华已经坐在张家界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办公室里，而她曾经参与其中的那场改革却已中止。

　　偶然成就了“张家界模式”

　　1991年3月，莫辉华被正式任命为慈利县纪委书记。在她上任之前，时任张家界市委书记的肖征龙专门找她谈话，对她到慈利后的工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期待。

　　上任后，时年38岁的莫辉华凭借自己在市纪委工作7年的经验，很快在当地打开局面。据当时的张家界市纪委书记张贤易回忆，莫到慈利后，该县纪委的工作在市里的综合评比中，连续两年排第一，“案子查得最多，党风廉政建设也搞得最好”。

　　从莫的身上，张贤易和他在张家界纪委的同事很快意识到了进一步推广的必要性。

　　他们于1995年就全市四区县选派纪委书记的问题，向当时的市委书记肖征龙汇报。在经过到慈利县调研后，肖征龙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同意了市纪委的提议。

　　从1995年2月开始，“由市级向所辖区县选派纪委书记”的“张家界模式”正式开始运作。一场纪委改革在张家界正式上路。

　　“钦差大臣”的功效

　　1995年2月，时任张家界纪委宣教室主任的李平桑和时任审理室主任的雷智勇，被分别下派到永定区和桑植县任纪委书记。

　　一年以后，这两个地区的纪委工作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张家界市委更加坚定了贯彻“张家界模式”的决心。

　　1996年至1997年，张家界纪委又选派了5名室主任到张家界所属4个县区任纪委书记。至此，从1991年开始的6年内，张家界共向所属两县两区选派了8名得力骨干任纪委书记。“张家界之所以能如此大规模地进行改革，和市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认为无论什么地方进行改革，主动争取党委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熟悉此事的官员对记者说。

　　1995年，雷智勇走马上任。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查办县公费医疗办主任梅长生挪用公费医疗专款1万多元装修私宅案。梅依仗其资格老，关系多，后台硬，对雷智勇拍桌子大骂：“老子干革命时，你还没吃奶，凭什么资格敢来查我？”雷智勇在这种情况下，硬是冲破关系网，顶住说情风，秉公办案，将梅某开除党籍，撤销其行政职务。此案一办，桑植县无人不晓“老革命栽在娃娃手里”。

　　1996年，时任市纪委审理室主任的胡圣虎接了雷智勇的班，开始担任桑植县纪委书记，“开始去的三年，可以说，连县委书记都不敢来为任何人说情”。胡圣虎深知自己的下派官员身份具有以前的纪委书记所没有的优势。他除了可以比别人顶住更多的压力外，还可以和上级纪委进行沟通，容易取得支持，“市纪委的领导都是我的老领导，对我很了解，遇到疑难问题就更好沟通”。

　　变化引发的变化

　　在试验接连取得成果后，形成制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98年，张家界市委书记刘力伟以市纪委上报的材料为基础，亲自撰写了《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工作的几点意见》，经常委会研究同意后，以市委8号文件下发。此文件明确了建立“下派纪委书记的制度”，制度规定，下派纪委书记候选人由市纪委提出，考察工作由组织部门承担，最后由市委常委任免。

　　张家界市纪委当时的一份总结材料指出，此文件的下发，表明张家界市“下派纪委书记的工作已走上了制度化、规划化运转的轨道，这种格局讲长期固定，不因人事变化而变化”。

　　然而，变化还是来了，而且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事的变化。

　　1998年以后，张家界市纪委再也没能选派出一名干部任区县纪委书记。1999年，纪委书记张贤易离任。与此同时，向4个区县选派的纪委书记，都先后调出。经历了约10年的“下派纪委书记”就此中止。

　　关于此中原因，一些被采访者都认为，人才的缺乏和“江苏模式”在全国的推广是这一改革中止的客观原因。

　　“江苏模式”中止“张家界模式”

　　2001年，“江苏曹克明模式”在全国开始推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逐步做到地方各级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这客观上给“张家界模式”的继续推行设定了难度。那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这一要求下，纪委书记的人选层次就高了一些，素质也应该全面一些，相对来讲，当时的市纪委就缺乏合适的人选。

　　人才的缺乏也大大制约了这一制度继续得以推行。1995年以后，张家界市纪委选派了7名室主任到区县任纪委书记，而与此同时，从外单位交流到市纪委的仅有1人，总共只有30余人的市纪委出现了人才危机。

　　这一改革中止以后，张家界市纪委的不少干部，也开始对“张家界模式”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张家界模式”之所以在张家界取得过较好的效果，是由于张家界建市历史短、面积小、当时市纪委室主任素质较高等特殊情况决定的，在全国并无典型示范意义。

　　但是反腐学者李永忠对此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试验非常有意义。它就好比一支军队的先头部队一样，他们需要为大部队去占领极其重要的进攻出发地，但是大部队最后是否沿着这条路走，就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来继续分析了。”

　　当记者找到改革的两位发起者———张贤易和肖征龙时，他们都认为这一改革的中止主观原因大于客观原因。

　　张贤易向记者分析道：“这主要是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当时有人认为，市纪委的室主任如果调到县区去当副书记，升得太快了，阻力就很大。”

　　肖征龙则认为，市纪委的室主任下派后，还是主管纪委工作，并不存在素质差距问题，“张家界模式”之所以夭折，症结还在于人们固有的层层提拔、论资排辈的干部任用模式。“为什么平调就可以？为什么升一级就派不动了？为什么就不能大胆启用？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认为就没什么不可以。”

　　国际先驱导报供稿

　　《江南时报》 (2004年01月10日 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