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林背后的故事(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11日11:58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西安碑林外景。

石刻艺术室门前草坪下至今仍埋藏着14通明清古碑。

碑林库房外面存放的大量文物。　　记者解维汉文／图

　　特别提示

　　西安碑林博物馆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东方石质历史文化和书法艺术宝库，收藏着不少国家级的珍宝，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这座建于北宋元礻右二年（1087年）的著名博物馆，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目前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通览那一排排巍然屹立的厚重碑石，我很想知道每一块碑石的故事，关心它们怎样躲过一场场浩劫传承到今天。于是，碑林向我走来，抖落历史的烟云，讲述那风云激荡的传奇经历。

　　险些被丹麦记者盗走的“景教碑”

　　碑林第二室有一通高大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碑林现存历代碑石中知名度最高、被中外学者研究最多的一块。“大秦”是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传到长安。此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记载了景教的教规、教义和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碑上还刻有叙利亚文字的职名。这块碑被埋在地下近800年后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西郊挖土时被发现，保存在西关金胜寺里。1907年5月，丹麦记者何尔谟与寺僧订立密约，出银三千余两收买“景教碑”，他还雇石匠用相同石料仿刻了一块假碑欲偷梁换柱掩人耳目。准备就绪后，他离开西安去武昌、开封、洛阳参观，声言不再回来，9月却偷偷潜回西安启运“景教碑”。不料消息走漏，地方当局出面制止，擅长英语的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与何尔谟交涉，解除了密约，只允许他将复制碑运回，原碑则于当年10月初由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移置至碑林。

　　吊在枯井中躲过日机轰炸的《熹平石经》

　　1931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从洛阳古董商手中买到东汉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残石，两面存字450字，非常珍贵。购买时他只付了半价，未带走残石。1933年，于右任委托杨虎城借去南京公干之机，路过洛阳补给古董商两千元价款，取走了残石，带到南京交给于右任，1936年运抵西安暂存文庙。当时日寇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空袭。受命保存《熹平石经》的省考古会委员张鹏一先是将其埋藏于碑林东院，1939年10月又挖出，乘骡车冒险出城，历尽千辛万苦，将石经运回家乡富平县董南堡村，吊挂在家中一口枯井内，并要求家人不准随便开启井盖，不准走漏消息。1943年10月，张鹏一病逝于家中，临终前一再嘱咐家人要悉心保护石经，一定要完璧送归于右任。抗战胜利后，张鹏一之子张午中惟恐石经发生不测，写信给三原于右任一位好友张文生，希望其将残石尽快设法运走，后来这位故友将《熹平石经》残石运至三原民治学校，不久又转运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1952年，陕西文管会派人从三原运回残石，重新安置于碑林，结束了其13年的漂泊生涯。

　　1938年防日机轰炸整修陈列室时，主持碑林工作的干事曹仲谦，穿梭般奔忙于工头与工人之间，当时，他的家属在长安县终南山为其找到一处避身之地，但他顾念碑林硬拖着不走，当其妻冒险催促他离开时，他愤然作色：“我受省府指派负责碑林防护工作，自应当视碑石安全如身家性命，岂有空领俸禄而临阵脱逃之理！请勿复言‘逃避’二字，言之，即与汝相决裂！”曹的所作所为使在场所有人为之感动，原来准备撤走的人不走了，几次喊增加工资的工人不闹了，防护工作不久便全部完成。路远在《西安碑林史》中记述碑林动荡漂泊的历史时说：“在巨大的战争灾难面前，一群文化人为保护国故所做的种种努力，虽然显着无力，却体现着一种不屈的精神，体现着一种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和高度责任感。”

　　空场吃饭石桌上发现的中国最早窑神碑

　　碑林三室西南角安置有一块矮小的石碑——“德应侯碑”，它乍看起来并不太起眼，却是我国最早的窑神碑，它的被发现完全是一种偶然的机会。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明先生来到陕西省耀县黄堡镇调查耀州窑遗址时，意外地发现了“德应侯碑”。当时，大路边有一所区立小学（后改为第四中学），他们上前打问，得知这儿原先是东岳庙，旧建筑依然存在。当地群众说这里是窑神庙故址。于是，两位先生便步入学校内查看，院内竖立的几通碑石记载着东岳庙的建筑沿革，并无窑神庙的任何踪迹。两位专家并未就此打道回府，而是继续细心地查看学校的旧建筑和每个角落。最后，他们来到厨房前面，看到一块石碑平卧在房前的空场上，碑身沾满了饭垢和油渍，是教师们用膳的石桌，上面还横七竖八摆放着留有残羹剩汁的碗碟。两位专家弯下腰仔细查看，碑首“德应侯碑”四个苍劲楷书大字赫然在目。我国最早的一块窑神碑石?驼庋婕0愕乇环⑾至恕4吮⒂诒彼卧崞吣辏?1084年），碑文记述宋熙宁年间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事，德应侯是对窑神的封号。碑文对耀州窑的发现历史、制瓷、烧成工艺的成就以及黄堡镇的自然环境、居民从业结构、陶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都有翔实记载，是研究耀州窑和中国陶瓷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刻石资料。

　　失而复得的两通古碑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扛鼎之作“颜勤礼碑”曾被宋代欧阳修《六一集古录》收录，自北宋元(左礻右右)年间忽然神秘失踪，近千年间不知去向。民国11年（1922年），刘镇华任陕西省长时，修葺省长公署，其卫队营长何梦庚在后院土中发现此碑。石虽中断，但上下皆完好无损。消息传出，时人视为神物复出，当即便有人在坑沿拓印。当时碑阴断处的“故”字上下可以合拢，笔画无残缺。数日后，移碑于前院竖立，“故”字上下接口处已有损伤，不能合拢。六年后移往新城小碑林时，“故”字大部损伤，仅存几个残笔。到1948年由小碑林迁至西安碑林时，“故”字已全裂。国宝不能善爱，屡迁屡伤令人痛心。

　　“广武将军碑”多家著录都说在宜君，但寻访者就是找不到。清光绪初年，吴清卿督学关中，访求广武碑于宜君郊外，无丝毫踪迹。有说好事者藏于仓颉庙前影壁中，民国9年（1920年）陕人雷召卿拆除影壁时发现。但党晴梵在《华云杂记》中另有说法：民国7年（1918年），西安碑帖商谢秀峰赴澄城欲拓“晖福寺碑”，当时澄城驻军营长赵子建，以保全古迹的名义不让捶拓。赵子建的家靠近史官村，他回村时，谢秀峰又向他请求拓碑，仍未得到他的许可。谢秀峰屡屡碰壁，终日无聊，便就近去史官村瞻仰仓圣庙。到庙里后，才发现人们到处搜求不见的“广武将军碑”，竟完好地竖立在仓圣庙里。他心中大喜，连忙背过人偷拓了几十份，带回西安，加工染成旧纸色，拿到北平，先拿出一二份，皆以千金脱手，后来买家出价越来越高，谢秀峰满载而归。驻守高陵一军人李春堂到白水出公差回来，将一份“广武将军碑”赠于右任，于右任遂作了《广武将军复出土歌》。

　　“过客”名碑失踪成千古之谜

　　碑林名碑中曾有过一些“匆匆过客”，一段时间曾有记载，后来便不知去向，至今不知归宿何处。为什么碑林没能留住它们至今仍是一个谜。

　　米芾《天马赋》为《关中金石记》所录，标之为宋元奉三年米芾行书，注明为明代人摹刻。同为毕沅所著的《关中胜迹图志》卷六《国子监》条下述及当时碑林，所列碑目中也有此碑。另外乾隆本的《西安府志·金石志》（毕沅监修）、嘉庆本的《咸宁县志·金石志》也都录有此碑，均云在碑林，此后便无人再提及此碑。民国3年（1914年）的“碑林碑目表”及后来的《陕西金石志》等数种碑目均未著录。

　　张旭的《草书心经》最早见于《碑刻拔萃》，其《唐草心经》碑目下写明张旭，此前碑林中有明成化年间知府孙仁从百塔寺移来的《草书心经》，《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对这两种草书心经都录，其“心经、肚痛帖、千文断碑”条下注“均张旭草书，无年月”，并称“右三石均在西安碑林”。张旭的《草书心经》最晚见于民国3年（1914年）《碑林碑目表》，但此后便下落不明了。

　　清乾隆年间的《雍州金石记》著录了最早入藏碑林的两方唐墓志，不久也下落不明。《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著录的碑林中隋唐墓志12种，到了民国3年的《碑林碑目表》中，只剩下10种，现在仅存9种。路远的《西安碑林史》分析说，这些失踪的珍贵碑石“很可能都是被那些有金石之癖的权势者窃为己有”了。如《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所录的12种隋唐墓志之一的《李郴夫人宇文氏墓志》，就是被曾任陕西巡抚的端方离任时带走的。

　　于右任为西安碑林捐碑最多

　　1937年西安碑林整修工程竣工时，于右任曾题写“西京碑林”的匾额，悬于碑林大门之上。于右任一生酷爱金石，留心搜集古代碑刻，尤其对清末民初洛阳地区出土的各代墓志情有独钟，他与同样酷爱金石的原陕西省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钫曾有默契，凡得北朝墓志，归于右任；凡得唐代墓志，归张钫。后来张钫搜集到唐墓志千余方，运回故乡河南新安县铁炉镇其私宅“蛰庐”建成“千唐志斋”。于右任搜集到200余方北朝墓志。这些墓志中有七对夫妇的墓志，于右任便以“鸳鸯七志”为其斋名，其藏石便称“鸳鸯七志斋藏石”。这批墓志绝大部分出土于洛阳邙山，是他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陆续收集的。起初他曾想将其运到陕西，因当时铁路尚未通至西安，便先运到北平，保存在西直门内菊儿胡同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1935年，平津受日军威胁，于右任委托杨虎城设法将藏石运回西安保存。这年冬天，杨虎城派马文彦赴北平，将这批墓志用火车运回西安。1936年又将从南京、洛阳收集的另一批碑石运回西安捐归公有。1938年3月，这两批共387块碑石运入碑林安置，正好弥补了碑林唐以前的碑刻很少的缺项。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军空袭，“鸳鸯七志斋藏石”291块被埋藏于碑林院内，1947秋天全部挖出陈列于展室。

　　“官箴碑?焙竺嬲咀乓桓龃筇肮?

　　在碑林五室有一通清道光四年（1824年）由颜伯焘跋文张聪贤铭文的“官箴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此碑由明代恭定年公在山东做巡抚时首刻，明孝宗时贞庵主人任泰安州牧曾勒石自警。清颜伯焘任该郡郡守时，偶于科房破壁中见此碑，心有所会，遂移置衙署侧之西轩作为座右铭。

　　据《椒云年谱》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颜伯焘接替邓廷桢任闽浙总督。他不懂军事，却偏偏刚愎自用，英军进攻厦门前夕，他命将各城巨炮运至厦门，排列海口，陈于护墙之外，有人提醒颜伯焘，大炮是放一回就要装一次弹药的，若无炮车将沉重的大炮从护墙外拉回，士兵怎敢出墙装弹？颜伯焘则答：“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弹

　　药！”及至英军袭来，士兵见帆影便将炮放完，敌军并未灭掉。倒是清军先行溃散，总督带头逃命。并公然下令不许下属抵抗，理由是若一抗击，英军就会从浙江调兵船来，福建就要替浙江受祸了。颜伯焘打仗一无所能，却是搜刮钱财的行家里手。他被革职返回广东时，途经漳州，从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队伍中，就连仆夫、使女都要有四名轿夫抬轿，八名兵役护卫，堪叹威风十足！直到初十日，颜伯焘和他的眷属才到达漳州。家属、仆从、兵役、抬夫，差不多有三千人。县中招待酒席就摆了四百余桌。在漳州一住就是数天，搞得“县中供应实不能支”。

　　颜伯焘写跋并将“官箴碑”作为座右铭，后距他在厦门落荒败阵以致革职不过十六七年光景，行止竟判若两人！从见贤思齐立碑自警，到无知狂妄贪得无厌，无不告诉人们，判断一个人当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方能认清其真面目。

　　石刻艺术室门前草坪下至今仍埋藏着14通明清古碑

　　碑林所在地为孔庙，拥有37种与西安碑林、文庙及府县三学历史有关的记事碑文，其中至今仍立于碑林者19种，1953年由陕西省博物馆掩埋于碑林院内的石碑有14通，基本上都是明代以后重修文庙和府县三学的记事碑。据碑林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陈财经介绍，这批碑石就埋藏在石刻艺术室门前的草坪下面，它们年代不算很久，比起其他名碑来说文物价值要差一些，埋藏于地下更有利于保护。另外，在大院三座石门里的两侧碑亭旁边也埋藏着几通碑石。

　　碑林里总共有多少碑石？馆长高峡介绍，碑石总数为3500余方，展出的仅1087方，只是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堆积在库房里，没地方陈列。其中包括柳公权书写的楷书名碑“大唐劻元观钟楼铭”，1986年在西安出土后，一直未能对外陈列，虽属国宝级文物，只能躺在库房里。库房不仅潮湿、保管条件差，面积也很有限，有些石刻只好堆放在院子里或走廊下，风吹雨淋，极容易风化，对保护文物相当不利。前不久从华县征集了200方墓志，也存在库房里没地方陈列。馆里正筹备在馆东侧新建一座大型石刻陈列室，到时候可以展出一部分墓志，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随后，记者到东院库房周围实地查看，果然库房外面到处摆放着石碑、雕像、石棺等大量文物。什么时候它们才能找到理想的归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