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监督条例最大的特色，乃在于规定各级组织、各级领导者都要接受监督。既然是“各级”，那么，从党的最高领导层到地方乃至基层组织、领导者个人，都应该受到监督。事实上，党的十六大后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就是中央领导层接受监督的一种姿态，而监督条例把这种行为制度化了，这无疑是党内监督历史中引人注目的进步。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这也为形成全党的防错纠错机制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据报道，备受瞩目的中共首部党内监督条例即将出台，该条例确立了详细且有可操作性的监督办法。

　　对于这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监督条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具体条文作不同分析。我们认为，监督条例最大的特色，乃在于规定各级组织、各级领导者都要接受监督。既然是“各级”，那么，从党的最高领导层到地方乃至基层组织、领导者个人，都应该受到监督。事实上，党的十六大后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就是中央领导层接受监督的一种姿态，而监督条例把这种行为制度化了，这无疑是党内监督历史中引人注目的进步。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这也为形成全党的防错纠错机制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人们看重党内监督条例，从表层的意义上讲，是由于近些年来腐败势头加大的缘故。反腐败的现实需要使人们迫切地希望加大监督的力度。监督条例的出台，无疑是对腐败行为的打击，是一种巨大的震慑力量，将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

　　但是，制定这部监督条例的意义绝非仅限于反腐败。从根本上讲，这乃是中国政治体系发展的需要。人所共知，中国政治体系的最大优势是决策效率高，政治动员力极强，而最大弱点在于防错纠错机制弱化。也就是说，决策一旦形成，如果是错误的决策，那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的运行，除非上级发现了错误，或者决策者自己意识到错误并能够主动改正错误，否则错误就将运行到底。如果是最高领导层决策失误，像“文化大革命”，就只有等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才能改正错误。因此监督的最大意义就是在决策过程中起到防错纠错的作用，一旦出现错误决策，可以在其运行过程中就阻止它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防错纠错机制并不只是针对地方和基层组织的，只要这种机制真正形成了，党内高层也同样受其制约。这种精神在条例中得到了体现。条例所涉及的内容很多，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各种规定，对党的各级委员会工作规则的某些限定，对党员的权利的保护，都隐含着制约的意义。

　　当然，从完善党内监督，建立防错纠错机制的长远意义上看，单靠监督条例是远远不够的。一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尽善尽美、无漏洞可钻的条例规定；二是在监督问题上，创新体制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具体的条例规定是以体制的保护为支撑的，否则这些规定就可以被随意破坏。

　　其实，有很多问题，在党内监督的历史上是有过好的先例的。比如，为了保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曾规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可以出席中央和省委会议，中央委员和省委委员不能兼任中央及省一级监察委员；中央及省委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但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须得中央及省委通过才能生效与执行；如双方有不同意见则移交双方的联席会议解决，如联席会议不能解决则移交代表大会解决。这些规定，从体制上保障了监督机构的权威和权力的制衡。当然，这些规定在战争年代不可能完全实行。但在执政的条件下，在常态的政治生活里，我们能否更好地借鉴过去的历史经验？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监督就难再上一层楼。

　　本报特约评论　高新民（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