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二条

　　1月9日，中国足协认为《足球》报对它的报道有误而宣布取消该报对足协举办的赛事、活动的采访资格。10日，该报在海南采访国足训练的记者被“请”出场外。此事引发了各方面的议论。纠纷涉及到记者的采访权问题。“权利”如果作为一种道德概念，含义可能是多样化的；而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需要援引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款。我国属于大陆法系，记者“采访权”的概念，与记者的批评建议权、人身安全保障权等等，是从一般公民权利中推导出来的。记者也是公民，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当然他们可以自由地与人交谈。

　　记者的职业所以被社会承认，在于人们需要通过传媒满足自己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即获知的需要，因而认可记者的采访权。因此，当记者在为满足人们获知外部情况需要而工作的时候，他因服务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拥有采访权。每个人的身体和五官能够接触的外部世界是十分有限的，传媒的功能是人体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工作人员记者的采访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记者采访的权利亦是一种公民间自由交谈的权利，它是不能被剥夺的，除非记者触犯法律。现在发生的事情，明显地属于传媒或记者与当事单位的之间的纠纷性事件，当事单位利用手中的权力限制记者，这是一种对权力的滥用。

　　现在限令记者采访的单位，都是拥有一定“权力”的行政和司法部门或准权力组织（中国足协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准权力部门），它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受人民的委托而服务于人民。而传媒的社会职能之一，在于代表社会舆论监督各种权力组织，行使宪法赋予公民批评、监督各种权力组织的权利。你可以拒绝采访，但不能限制人家采访你。现在一些省市的地方法规为了强化舆论监督，规定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传媒的监督。

　　记者的采访权不是行政、司法和其他权力组织赋予的，因而这些权力组织也无权剥夺记者的采访权。但是有些行政、司法或其他权力组织，对采访活动拥有管理权，这是为了维护必要的社会活动秩序。例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颁发记者证和记者的培训，是在行使其对传媒行业的管理权。但是，这些属于管理范畴的权力对所有的传媒和记者是一视同仁的，权力组织不得利用手中的管理权，限制具体的传媒或记者采访（由于场地和时间的限制，可以限制采访人数和时间，或以报名的先后，或让采访记者们内部协商解决），除非传媒或记者触犯法律。

　　作为公民，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记者的采访；作为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从道义上应当接受采访，特别在关涉人民的重大利益的时候，尤其有义务向公众作出解释。既然记者是服务于公民获知需要的社会专业人员，那么，接受记者采访对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来说，是一种责任。像足球赛这类采访，足协的工作人员可以拒绝接受采访，但也无权禁止记者采访比赛，即使赛事是足协组织的，因为球赛属于规模化的公众活动，人民的知情权要通过传媒来实现。

　　对于记者来说，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职责，不要越权。记者不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采访是你的职业工作，不是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而是人民赋予的服务于他们获知需要的一种延伸的公民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呼吁维护记者正当的采访权，通过法治手段解决各权力组织与传媒之间的纠纷。

　　本报特约评论　陈立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