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江超(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说,为了降低老百姓看病的医疗费用,国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措施,药品招标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药品招标在贵州已经实行了两年,应该说医疗费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药品虚高得到一定的控制,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一些实惠。至于老百姓为什么没有真正体会到医疗费用大幅下降的情况,江超代表认为,一方面的原因是药品的降幅还不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医疗费用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于药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医院医生是否合理选药。江超代表说,部分医务人员不能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药品,往往偏高选择,导致患者的医疗费用偏高。比如青霉素从0．8元左右每支降到了0．5元左右,但是在可以用青霉素治愈的病例中,有的医生就不选用青霉素,而是选用更高药价的药。所以说,药品消费价格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医院部分医务人员选药不合理。

　　说到目前一些大药房大打价格战的情况,江超代表说,一种情况是,同一品种、同一层次药品在不同生产厂家,会因为生产工艺、生产管理的差异导致该药品在质量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一些药房往往选择一些小厂家生产的药品,价格当然就低得多,但是这种小厂生产的药又不能说它是假药。另一种情况是,不排除同厂家同品牌的药价会在一定阶段内存在药房价格比医院价格低,这正是零售药品企业抢占市场的战略经营理念所致。还有一种情况是,大部分公益性医院因各种原因并不是直接从药品生产厂家进药,而要通过一些中间流通企业进药,这也是药价偏高的一个原因。因此,作为一个公益性的医院,以上原因的存在,显然在药品价格上无法和药品零售企业比拼。

　　欧国勇代表 医院只开方 药房进市场

　　“大部分人都相信大医院,但很多农民、下岗职工看病时大都去小诊所、不敢去医院,因为只是一个小感冒在大医院都要花上一百多块”,在分组讨论会上,来自遵义市桐梓县的欧国勇代表(贵州彩阳电热毯厂厂长、经济师)说,一方面是市民反映看病贵,一方面医务人员的个人价值也没得到应有的体现,例如在遵义医学院看个专家门诊只需要5块钱就能搞定。“所以市民不敢去医院看病不是因为医院收费高,而是买药贵”,欧国勇解释说,只是因为医务人员待遇偏低后,所以就采取了抬高药价来提高医院收入的做法,这就是“以药养医”。

　　对此,欧国勇建议医院采取提高处方价格、开方不卖药的做法。他举例说,目前上海的海江医院就采取了这种做法,使药房与医院分离进入市场。这样一来,医务人员个人价值能够在处方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同时市民也可以在药店买到比医院便宜得多的药。不仅如此,欧国勇还认为医务人员可以根据市民的收入情况开不同价格的药方,避免不论患者收入如何,一味多开药、开贵药的做法。这样一来,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都能到医院看病、都敢到医院开药。

　　代学先代表 普通病人无法承受高档药

　　“很多药厂把包装一换,价格就抬高了”,代学先代表(遵义县人民医院主任医生)深有感触地说,以前那些很便宜的药现在市场上都已经买不到了。

　　代学先说,受医疗事故增加的影响,医生对患者逐渐产生了一些恐惧心理,直接表现就是一些本来可以在门诊就可以治好的病人,竟被推到病房。怕承担责任的结果就是将病人层层往上推,这样一来,治疗费用也就层层增加,有时候是门诊的好几倍。

　　“归根结底还是医生的医德问题”,代学先告诉记者,一些医生在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开药方时,都会选择一些有疗效但价格便宜的药,不过对于普通病人可就不一样了,同样的病,开出的都是高档药,价格悬殊得多。另外,代学先还认为,中间环节过多也是药价过高的原因,因此她建议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能拿出实施办法,从源头上遏止药价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