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一条人命值几许？西安市纺织城的卫恭运被火车撞死，其家属到铁路部门处理后事，被告知按照有关规定，最多只能给300元的救助款。

　　相比卫恭运的家属，重庆井喷事故中遇难者家属似乎要幸运一些。根据开县人民政府公布的事故处理意见，遇难者补偿标准为每人8万元左右。在群情激愤的“苏秀文交通肇事案”中，被害人家属获赔9．9万余元，死者丈夫对此表示满意，甚至与被告人的丈夫成了“朋友”。而前不久，央视某女主持人在酒店不慎坠楼身亡，其家属获得40万元的赔偿。

　　300元、8万、9．9万、40万，这些等量生命背后却数目不一的赔偿额度，让我迷惑不已：一个生命的消逝，究竟应如何作出赔偿。哲人说生命无价，然而于具体的争讼中，不管是和解还是依法裁判，都必须给出当事人一个明确的数字。在法律上，死亡赔偿的意义并不在于用这个数字去对逝去者做一精确的评价，而在于弥补生者因失去亲人而承受的损害和心灵创伤。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遇难者的人格在法律上已经灭失，自然也没有求偿的权利。获得赔偿的权利在于遇难者的亲人。

　　长期以来，对死亡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标准，没有统一的规范可供遵循，仅有的几类死亡赔偿范围和标准也因法出多门，相互间差异悬殊。这，既使得在司法适用上，当事人尤其是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公正难以彰显；在客观上又导致了司法腐败的滋生———混乱的适用标准在带给法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造就了足以恣意弄权的空间。

　　较早且现在仍被广泛比照适用的死亡赔偿标准出现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办法》规定的计算方法为，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10年。而目前所采取的对生活费用的计算还仅仅停留在“吃”这一项上。至于同样见于生活中的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和卫生成本等都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生活费用”之外。

　　这样的标准直接导致了对人命的低赔偿，而低赔偿所隐含的对生命的漠视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撞伤不如撞死”的现实造就了交通事故中死亡率居高不下；在高危生产中，人命的轻贱导致了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一些企业主不怕死人，也死得起人。相比之下，加强安全设施的成本远远高于可能的死亡赔偿金，所以企业主们宁愿冒多死几个人的风险，也不愿意拿出巨额资金改造安全设施。在一些矿主、爆竹厂老板乃至政府领导的心中，众多打工者的生命，就像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双城记》中那个驾车狂奔的侯爵老爷眼中的贫民一样贱如微尘，辗死了不过扔块金币打发而已。

　　也正因此，从起草到通过历时六年、反复修改达28稿并将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格外引人注目。《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调整为“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之过去的“平均生活费”，在赔偿参数上有了明显的提高；赔偿年限也由过去的10年提高为20年，实际赔偿额超过了过去一倍多。新的标准大幅加强了对相对弱势的受害人的保护，这种做法试图让法律跟上社会进步的脚步，无疑极具实践意义。然而也应看到，死亡赔偿制度仍然在理性与国情之间徘徊，《解释》的覆盖范围也极为有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勃兴，人们对于社会公正和公民福祉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死亡赔偿制度必须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并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

　　如果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没有足以体现尊重生命的死亡赔偿制度，开县的惊天一喷仍会在某个时候以不同的方式再度上演。尽管我们祈祷平静和安宁，我们却不得不在法律上预先设计好当悲剧发生后如何使它不再延续，使受害人的处境不会因法律空白或不健全而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