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熊正良的时候，正巧《十月》的一位编辑来电话与他商量他的新作《别看我的脸》。这是继《闰年》和《疼痛》之后他的第三个长篇，写了近三年，一朝分娩，熊正良有些兴奋，他说，这是他写得最累但却是最为愉悦的一部。

　　新的长篇书写的仍然是普通人在生存境遇中一种致命的尴尬。从1994年的《苍蝇苍蝇真美丽》，熊正良开始了他对普通人群、甚至是弱势群体的尴尬生活的关注。2000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谁在为我们祝福》，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一个下岗的母亲偏执地四处寻找着自己做妓女的女儿。小说以把一种生活状态推到极端而产生的震撼力成为中国文坛“苦难”文学的一部力作。2001年，他凭着“红土地系列”和《谁在为我们祝福》、《追上来了》、《苍蝇苍蝇真美丽》等一系列反映“苦难主题”的中篇小说，跻身“中国小说五十强”。去年，在《人民文学》第十期上，熊正良的中篇小说《我们卑微的灵魂》再度引起关注，发生在马福身上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卑微人群的灵魂的光芒。他们默默无闻，他们辛勤劳作，他们梦想着幸福，他们无助地承受命运的拨弄。但是，当一个父亲英勇地捍卫他的孩子，某些重要的基本价值突然变得简明夺目：正义、尊严、勇气和善良。这篇小说刚直、庄严地陈述了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并荣获了2003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

　　其实早在若干年前，熊正良就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现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他就以长篇小说《闰年》以及中篇小说《无边红地》、《红河》、《乐声》、《红薯地》、《红锈》、《匪风》等为代表的“红土地系列”向文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然而，熊正良却没有如大家期望的那样“火”起来，用评论家们的话说，“这么多年来，文坛一直忽略这个人的存在，至少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他的实力和实际成果是很不相称的”。评论家李敬泽甚至在他的文章中惋惜地说：“熊正良是个寂寞的、不走运的作家。”可是熊正良自己并不这么看，他觉得自己的创作其实一直非常顺，1983年开始写作，1984年就在《攀枝花》、《青春》等刊物上发作品，1985年，他的中篇就在《芙蓉》上发了头题……他说：“那么多人在文学这条小路上挤，我算是幸运的。”我常常会惊讶于熊正良的淡定、从容。他说，写作能够给自己带来乐趣，能够让自己愉悦，其他的，他不在意。或许正是这种淡定和从容，使得他能够如此执拗、如此顽强地经营着自己的那块圣地，能够心平气和、不紧不慢、扎扎实实地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远离文坛中心的小说。

　　在熊正良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中国文坛的各种流行色变幻不定，但他似乎从没被左右过。在熊正良看来，好小说应该是长了骨头的。“文学像人一样，应该有自己的骨头。营养可以借鉴，但血肉应该长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骨肉是不可分离的。近年来有些小说似乎总与读者有一道“隔”，熊正良认为，造成这道“隔”的原因就是作品的血肉没有长在自己的骨头上。作家的体验不是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下的体验，而是从书本上看过来的体验；作家的思考也不是自己的思考，而是在别人思考的基础上的思考。不追逐流行，而是潜心打造自己的一副骨头，这或许是熊正良的创作追求？

　　一部长篇诞生了，看熊正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问起了他的下一个“孩子”：是否还会是苦难主题的延续？它又会长一副怎样的骨头？熊正良笑了，他说他只能肯定一点，无论主题是什么，他的立场、情感不会变。他认为，有一颗公允的、善于感悟的心对作家非常重要，它能为作品提供立场的保证。

　　在读《我们卑微的灵魂》的时候，我记住了熊正良写在创作谈里的一段话：“在我们卑微的内心，大约都希望自己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有了这样的希望，我们就会把日子过得硬扎起来，就会看重一些东西，放弃该放弃的，坚守该坚守的，就像战士守住他们的阵地那样，忠诚、勇敢、仁爱，用血和肉，用意志和精神。”这是普通人过日子的感受，或许也是熊正良作为一个作家的信念？

　　(大江网-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