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8日起，本报联合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及各地劳动部门，开展“全省追薪大联动”，为工人们追讨血汗钱。近两个月的追薪经历，让记者尝尽了其中的甘甜苦辣。现在已是年关岁尾，本报推出“追薪特别报道”，以期民工兄弟心慰、欠薪单位自省、相关部门反思……

　　一

　　年关将近，暴力欠薪事件频频发生。为讨工资而受伤的民工兄弟们，又在人们的心中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1月8日，无锡10多个民工去他们所在的建筑公司讨工资，不仅没有要到工资，反而遭到20多名来路不明的男子殴打和刀砍，其中4名民工伤势严重。当浓浓的血腥味还在人们鼻尖袅绕的时候，昨天，南京20多名民工要工资时，也遭到暴力袭击，5名民工被打成重伤，住进了医院。

　　在广州，在武汉，这样的暴力欠薪事件，也频见报端。1月7日，武汉一名28岁的打工者，向老板讨要自己的200元工资时，被老板的弟弟暴打了一顿；1月5日，广州30多名民工，到老板处讨薪时，女老板见状，竟然掏出了一把15公分长的枪，说：“谁敢向我要工资，我就毙了谁！”顿时将30多名民工吓呆了。

　　这样的暴力事件，真的令人恐怖，我无法冷静地一一历数——说多了，对身上和心中皆流血的民工兄弟，在客观上是一种不恭和伤害。如果说，此前我们关注欠薪事件时，看到的是民工“爬塔吊”、“跳楼”等，并片面地指责其可能是在“作秀”，而现在呢？“作秀”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恐怖”却血淋淋地呈现在公众眼前，我们还能对民工兄弟们做简单的指责吗？

　　二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新的变化——当暴力渗透进“欠薪－讨薪”过程中，对其漠视，或者仅仅简单认为只是一种“冲突”，在客观上对其就是一种纵容。我们要大声地说：我们谴责暴力！但仅此还不够，还要理性地反思：施暴者的“底气”从何而来？能不能找到一种有力的措施，来防止和遏止暴力的惯性延续到新的年度里，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欠薪”这个社会痼疾？

　　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我们应该怀有愧疚地承认：在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里，存在着对民工的歧视甚至蔑视，而且，这种“歧视”还带有制度性的保障，比如，现行的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等，就将民工排斥在城市的“主流”之外。民工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和底层，身份卑微，所有的脏、乱、差的地方，都有他们劳作的身影，他们任劳任怨，但并未完全得到城市的承认和接纳。他们和城市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正是这样的落差，使城市人的歧视像瀑布一样淹没了他们。城市人潜意识里的“贵族”心态，使其觉得自己能凌驾于民工之上，他们觉得民工好欺负，而且民工们面对欺负还要逆来顺受，否则就要遭到“进一步的打击”———这就是施暴者肆无忌惮的心理根源之一。

　　我们还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如今，暴力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渐显渐多。我不愿相信，当民工们满怀希望讨要自己一年的辛苦钱却讨来一顿暴打，是黑恶势力使然，但我却有理由担忧，当欠薪者和被欠薪者之间的矛盾达到无法调和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又无有力的缰绳来勒住“欠薪”这匹野马的时候，难保不会有黑恶势力的老拳一次次地砸向民工们。

　　三

　　如果追根溯源，欠薪以及欠薪过程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在于我们相关制度的无力和缺失，对欠薪者的处罚也过于软弱。根据现行的《行政处罚法》规定，对欠薪者处罚的最高限是5万元，而欠薪者所欠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所以5万元的处罚对欠薪者缺乏震慑力。

　　目前，全国9400万民工累计被拖欠的工资达1000亿元，人均有1000元。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巨大，解决起来颇为棘手。应该说，政府在解决欠薪问题上，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有力的。但是，这个措施治“本”了吗？如果说，“行政命令”和“红头文件”能一板拍死欠薪现象，那为何欠薪现象愈演愈烈了呢？

　　所以，我们的有关部门应该坐下来，找一找“拖欠”下来的旧账是什么，是不是该还了？治“本”的制度是什么？这个“制度”如何建设，我们给不出具体的答案，但是我们愿意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全社会一起努力，消灭“欠薪”这个痼疾———因为我们不愿看到我们的民工兄弟，带着心与身的伤痛回到他们的家乡，泪流满面地和母亲坐在年三十的饭桌上。本报记者王永钢

　　《江南时报》 (2004年01月14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