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打工妹猛然抬起头

　　“双手互绞着，黑黑的脸上满是稚嫩，双眼没有一点自信。”《打工妹不堪负荷昏倒竟被开除》中的当事人，18岁的柴某深刻印在记者脑海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柴某脸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表情，茫然和无助。由于家中贫穷，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她跟哥哥来到无锡，在一家服装公司做车工。工作从早8点到晚9点，有时候加班到凌晨2点。长时间的劳累，致使柴某终于支持不住倒在了宿舍里。在向记者描述她两天躺在宿舍里一粒米都没有进时，尽管她低下了头，记者还是看到了她眼角闪烁的泪花。

　　在记者陪同柴某和厂方交涉时，负责人气势汹汹，称事情根本不像柴某所说的。柴某在旁边不发一言，任凭负责人指责她。在记者的几次刻意询问下，她才怯怯地指着厂长和会计说：“那天你们都对我说，我2个月的工资没有了，我几天没来算自动离职了。”

　　在记者的联系下，当地劳动监察大队飞速赶来，厂方立即承诺支付她工资。据记者了解，在该厂工作期间，最多一个月柴某拿了600元工资，最少时只有200多元。两个月的工资对柴某来说无疑是笔不小的数目，昏倒两次的她只因心疼钱，没有去医院治疗。当她听到厂方的承诺时，她始终低着的头猛地抬了起来……

　　本报记者 黎静

　　苏州：讨薪回来心情沉重

　　负责热线工作，每天都接到很多

　　拖欠工资的投诉。12月23日，我接待了李楚刚等4位来自云南农村的建筑工人，他们四人总共被拖欠了4700元的工资，可当他们来到报社时，“只要能要回工资，我们给你1000块”这句话他们重复说了好几次。

　　下午，我和他们去建筑工地。因为交通不便，我们只好打的。下车后，这些拿不到工资连回家的车费都成问题的民工竟抢着付车费。

　　到了工地，找不到包工头，建设单位有关人员又称“不认识他们”。于是，我按照他们提供的电话给那位“人间蒸发”的老板打电话。打电话时，我发觉有8只眼睛正紧紧地叮着我。电话几次被对方挂断，这时，一直不停地向我介绍情况的李楚刚等人突然沉默了，从他们的脸上我好像看出了他们内心的绝望。

　　看着李楚刚低着头，耷拉着手的样子，我决定再找建设单位试试。还好，一位负责人答应帮助李楚刚等人向包工头要工资，并负责人给他们寄到老家。

　　虽然没有现场要到工资，李楚刚等人还是非常开心，“可以安心地回家过年了。”李楚刚悄悄地告诉我，其实那个负责人他们以前找过好几次了。回去的路上，我一点都不轻松。

　　本报记者 朱中顺

　　南京：看透欠薪本质问题

　　追薪真的很难！一难是，在和欠薪单位打交道的时候，工资难要，白眼常遭，作为一个记者，没有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恐怕很快就要打退堂鼓了；二难是，欠薪是一个社会的顽疾，记者在追薪的过程中，“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单位，更是遭受了机制等方面的羁绊。

　　那些拿不到工资的民工，真的很令人同情。辛苦了一年，就指望年底的血汗钱，买点桂圆、蜜枣，回家孝敬父母，买几件新衣服，讨讨妻儿的欢心，多和少无所谓，有点钱买几挂鞭炮，在年三十的晚上放放，祈求来年的好运。

　　他们的要求真的不高！但是，每年的年底，失望总是痛苦地折磨着他们，而且，这样的痛苦一年甚过一年。这样的痛苦积淤在他们的心中，常常导致其作出一些令人扼腕的事件，比如“跳楼”、“跳塔”、“跳桥”等。

　　在为他们追薪的过程中，记者感受到了他们的激愤。另一方面，记者在和欠薪单位的交涉过程中，也感受到了单位的无奈。很多的时候，不是单位不愿将薪水付给民工，而是他们也没有钱———别人也欠着他们的钱，三角债常常是欠薪的主要症结所在。所以，在一次次的追薪遭梗的时候，记者就开始反思，是不是年底的“号召”和“红头文件”，就能将“欠薪”的顽疾治愈？能不能建立一种机制，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拖欠工资，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业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据了解，国家将出台有关的政策，彻底地解决拖欠民工工资的老大难问题。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也许，2004年的年底，民工兄弟再也不会为了血汗钱，东奔西走，到处求救了……

　　本报记者 王永钢

　　常州：木讷男人为何愤然

　　一年的血汗钱眼看就要不回来，急红了眼的民工兄弟除了到媒体下跪、乞求，似乎已别无他法。而记者与拖欠工资者“短兵相接”，不是遇到“推太极”的，就是演练“迷踪拳”。一趟、两趟，连记者似乎也感到追薪无望了，但看到民工兄弟眼里飘渺希冀的神色，记者感到肩负的“职责”非常沉重……

　　民工兄弟终于要回了血汗钱，他们笑了，很灿烂，记者却依然在心头流泪，什么时候我们才不会再次接到民工兄弟被拖欠工资无助的乞求？

　　安徽民工钱来民是淌着泪向记者哭诉自己与另外7名民工被拖欠薪水的事情的。当他终于在本报及劳动部门的帮助下，要回了被欠的工资，拿着8100元血汗钱来本报报喜时，他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把钱摊在桌上一张张地数着。然而，当记者的照相机对准这个镜头时，这个木讷的男人竟然愤怒起来，不允许记者拍照，因为他觉得把自己的面目登报，会让自己的“老板”恨他，以后自己会找不到活干。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令人产生“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感受，记者面对这个“老实”的民工兄弟，似乎看到了阿Q的形象。

　　本报记者 杨黎

　　南通：追薪是个全年问题

　　当想带着一年的收获回家时，迎来的却是工头拖欠工资的百般理由；当民工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老板理论，得到的是一次次的推托和冷眼。

　　投诉于劳动监察支队和媒体！老板的态度则大为不同，难道所有拖欠的工资都要依靠劳动监察支队帮着来讨才能得到？也有态度强硬的老板，甚至上了法庭调解，追薪是追到了，但民工们却表示受不了这个折腾。

　　当然，也有些民工是借跳槽想骗得一些赔偿金，这让善意的老板们很是尴尬。

　　在追薪过程中，记者深刻感受到追薪其实是个全年的问题，而不是到年底再来“翻旧账”，更多的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只存在着口头承诺，这让劳动部门无法可依很是为难，而长年工作的民工们在老板拖欠工资的问题上态度大多是隐忍，那么仅仅只靠劳动部门一方的努力，又能为南通民工们讨回多少工资？农民工权益又如何得到真正切实的保障？

　　本报见习记者 罗丹

　　《江南时报》 (2004年01月14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