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回放：报案报错地址“110”扑空

　　罗某住在佛山市禅城区唐园路。1997年2月26日，他与佛山市石湾区保安公司（后转给佛山市中联安安全技术防范有限公司，下称“中联安”）防盗报警中心签订了安装联网报警器合同书，合同约定，他每年向其交纳服务费456元，保安公司则负责提供“长年24小时的公安警察、保安特训队护卫服务及热线查询”。安装了联网报警器后，罗某对家中安全放心许多：如果有陌生人闯进他的家里，报警器就会报警，保安公司会与罗某沟通后再向派出所报警。

　　5年多过去了，报警器终于派上了用场：2002年6月17日16时4分，中联安告知罗某他家中报警器报警了，罗某一边要求中联安给派出所报警，一边开车往家赶。16时18分，中联安再次打电话告诉罗某，他家中的报警器又在报警，警察找不到他家，并核实罗某的住址是否在“唐园街11号701房”，罗某赶紧将地址纠正为“唐园路11号701房”。

　　当罗某赶到家中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家中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他连忙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警察很快赶到现场。事后，罗某向派出所报称家中被盗5400元现金，其他物品没有丢失。

　　一审：罗某证据不足被驳回

　　在罗某看来，保安将“唐园街”报成“唐园路”，给了小偷充足的作案时间，中联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中联安应当赔偿损失。由于提供报警服务的合同是与石湾区保安公司签的，该公司也应负连带责任。几方协商未果，罗某就将两家保安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家中被盗的5400元。

　　石湾区法院一审认定，罗某仅以其在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为证据，而报案记录仅为他一方的陈述，不能证明罗某的实际损失就是他陈述的5400元，且原、被告双方协议中未约定损失的计算方式，故罗某的损失数额无法确定，其要求的赔偿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并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二审：保安公司应全额赔偿

　　罗某不服一审判决，遂上诉到佛山中院，经审理，佛山中院认为，罗某与保安公司所签合同中约定的“长年24小时公安警察、保安特训队护卫服务及热线查询”义务应由中联安承担。在罗某家中被盗事件中，中联安因工作中的失误错报地址，延误了避免损失发生的时机，没有正确、完全地履行双方约定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罗某主张其因被盗而损失5400元现金，有其在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为证据。首先，该证据是公安机关在案发后第一时间收集的证据，相对较为可信，而且中联安也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其次，按照一般生活经验，在盗贼有充足作案时间作案的情况下，罗某家中有财物损失可能性极大，而且盗贼一般选择容易携带的如现金等财物作为盗窃对象；再次，罗某家中存放5400元现金属于合理范围。因此，罗某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中联安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以案说法

　　法官“自由心证”下判决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一般而言，就是谁主张，谁举证，除了一些法律特别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法庭在审理案件时一般适用这一原则。这无疑会给一些案件造成举证困难：住旅馆丢东西了，要求赔偿，经营者反问你，你丢了些什么，有证据吗？旅客提交不出证据，即使上法庭，也很难胜诉。本案中罗某也遇到类似困扰：中联安的确是违约了，可毕竟丢了多少钱是他一个人说的，法院能否采信呢？

　　佛山中院的二审法官则使用了“自由心证”原则断案。“自由心证”是指法律并不预先规定证据的取舍，证据的证明力及案件事实的认定规则等，而是由法官或陪审员按照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确信并依此认定案情。本案中，二审法官之所以会支持罗某的请求，就是依据日常生活经验采信了报案笔录作为证据。巧合的是，到罗某家的小偷不久就被抓获，据他交代，他到罗家后，报警器响了，他赶紧下楼躲起来，十来分钟后，不见有动静，就又去了罗某家，盗走大约4千多元。虽然数额有些许差异，但这也证明了二审法院判决的正确。

　　记者　王俊（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