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浦东机场方面“朝南坐”的说法引来一片反驳声，大家直指问题症结所在——机场高价餐 垄断是因

　　市消协秘书长赵皎黎：一家独大 消费者难享公平

　　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赵皎黎认为，机场内的高价快餐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即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现在，机场快餐的价格高得离谱，8个饺子卖到28元，比社会餐饮要高出两倍多；而消费者碰到航班延误等情况不得不在机场就餐时，高价快餐无疑损害了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

　　但是，由于机场周边没有其他商业设施，“一家独大”的机场商业占据了垄断地位，加上机场租金相对较贵，快餐价格也就顺势“水涨船高”。对此，赵皎黎认为，应该有规划地发展一些机场周边商业网点，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目前机场商业一家独大的优势地位，方便南来北往的乘客；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在必要时也应管一管，限制过高标价，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薛慧卿

　　社科院专家宋一雷、王泠一：换位思考 别只顾“算计”乘客

　　乘客不满用餐贵，商家抱怨租金高，而机场却说是“与国际接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问题出在哪？社会学专家指出，机场餐饮高价的症结还在机场一方，机场应该换位思考，多替乘客着想。

　　上海社科院信息交流中心主任宋一雷认为，造成机场消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还是垄断经营。机场收取高额租金，商家为了盈利，只有抬高价格，最终由乘客承担高成本导致的高消费。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宋一雷，多次在海外机场就餐，他发现，机场餐饮高得离谱并非如有些人所说，是“国际惯例”。“在日本城区卖600日元的一碗日本拉面，东京机场卖800日元，折合人民币50多元，而在浦东机场要卖到120元人民币。”宋一雷将机场餐饮高价比作“雁过拔毛”现象，乘客不是机场服务的对象，而成了“算计”的对象。

　　社科院科研处副处长王泠一博士对机场方面的解释更是大为不满。他认为，浦东国际机场目前的做法，并没有和国际接轨。“按真正的国际惯例，机场应该多替乘客着想，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王泠一曾多次考察过国外机场，他告诉记者，国外的机场，特别是国际级的机场，主要通过三个手段来盈利，而不是单靠抬高餐饮价格。第一是利用外汇自由兑换赚差价，但国内还没有放开政策。第二，由统一的集团来管理机场内部的商业用地，靠整体经营，统一营销，降低成本。第三个赚钱的渠道就是广告经营。因为机场是高端消费客户群密集的地方，历来为广告商所看好。如果跟有实力的广告商合作，进行系统的广告经营，机场将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相比之下，我们的机场缺少其他盈利手段，过分靠餐饮来盈利，租金自然降不下来。如果机场能够加强多元化经营，再多替乘客考虑，机场餐饮的高价问题自然能得到解决。

　　见习记者金孜华

　　旅客李晓红、施蔼霖等：接轨国际？服务先接上轨再说

　　对于机场高价餐饮，飞机乘客最有切身感受。他们难以接受机场方的“租金设置与国际接轨”、“餐饮价格在合理幅度内”的说法。

　　在静安寺航站楼，旅客李晓红对记者说，因为工作关系她一年要坐几次飞机，总觉得机场餐饮定价太离谱。像浦东国际机场这样成年累月高速运转的“机器”，总有不同消费层次的人在进出，价格过高，普通人有压力。对机场的高价餐饮她一般是不吃的，即使下飞机时已是晚上八九点，也会到外面吃。

　　施蔼霖来自台湾，一年从浦东国际机场往来沪港台很多次，她觉得价格高也许是不少机场的通病，但贵也罢了，做得好吃点也能接受，现在是质价不符。在浦东机场的很多餐饮店，东西都很难吃，有时候情愿上飞机再吃舱内餐。

　　刚从美国回来的黄世强是个旅游爱好者，喜欢往世界各地跑的他对很多机场都很熟悉。他认为机场在餐饮这项服务上，价格合理是最重要的；机场包括餐饮在内的商业设施应该进一步合理规划，有些就是不能以赢利为目的。

　　采访傅小民的时候他正在候机楼内啃面包，作为海归高级管理人员，他总是头等舱的客人，但他也不愿意去机场餐厅吃饭。他说了他的理由：机场餐饮垄断，价格当然高，一杯啤酒40元，与国际接轨也要照顾中国国情，考虑国内旅客的经济承受力。关键是服务要与国际接轨，有一次因为服务问题他与一个餐厅内的服务生吵了起来，从此绝少光顾机场餐厅。

　　本报记者皇甫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