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山

　　特·赛音巴雅尔是蒙古族的诗人、作家、资深编辑，他不是专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可是他在短短的十年里连续撰写、主编、出版了《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过人的精力，知难而进的魄力。

　　如果说特·赛音巴雅尔具有开拓意义的前两种文学史，还得力于他身为少数民族的有利条件，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和一次两次修订再版，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研究者的更加重视和关注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几年内一再修订出版，这种情况在此之前恐怕是少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以为一是由于读者的需要；二是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这部文学史有着自己的特色，而每次修订又都有某些新的开拓，新的发明，新的探讨。

　　关于中国的当代文学史，早就有过不能写、不好写、不应写的说法。因为已逝的当代作家难说都已盖棺论定，对当红的当代作家也难免褒贬不一，初露头角的当代作家来日方长。何况还有如特·赛音巴雅尔自己所说：“我们编写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被写进去的人，都是我国当代作家，这些人都活着，不少人我都认识，是我的同志、朋友，有的还是我的领导，不好写，不好分档次。”更何况一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还会受到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政治运动气候、社会风气、文艺思潮以及个人遭遇诸因素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凡此种种，也正是有些当代文学史写得不够实事求是、未能尽如人意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作为主编的特·赛音巴雅尔看来都有所考虑，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首先，他坚持治文学史以介绍、评论作品为主，而摒弃了对政治背景、文艺斗争之类的大量或多余的描述。历史总是由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构成，文学史则主要是由作家和作品构成。千百年后作为文学遗产保留下来而为一般人所喜爱、所欣赏、所关注并能从中吸取有益养分的，就只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和人民选择的优秀作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只需翻开目录一看，就会发现完全是以介绍、评论作品为主的。

　　其次，在选定的作家、作品的问题上，他的原则是：“作品面前人人平等”。他好像有一种蒙古草原一样的宽阔胸怀和开阔视野，不抱成见，不拘一格，不为一切非文学因素所干扰，不在老、中、青的安排，左、中、右的划分，敌、我、友的区别，变化无常的“香花”“毒草”方面花费力量。因此我们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版上看到了几乎可以成为系列的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在第一次修订本上看到了明显增加的中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而在第二次的修订本上，我们更看到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若干作家和作品。然而他在选定入史的作家作品时，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他自己认定的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总以为，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后世，是为读者提供阅读的线索，也是为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以备参考和参照。特·赛音巴雅尔的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几个方面都有其可取之处。我以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治史传统的。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本书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这在他的“后记”里已有所表明，此处不赘。

　　《人民日报》 (2004年01月15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