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贞熊

　　去年腊月二十五，我一早起来就发现入坛不久的米酒溢得满地流淌。我惋惜之余，猛然忆起另一桩至今还令人感到隐痛的年酒的故事。

　　1971年隆冬，我的大女儿呱呱坠地。那时候，城里的产妇只供应两斤米酒。而我们都在上山下乡，不属供应之列。父亲想方设法搞来半份（1斤）米酒票。我兴冲冲地接过米酒票刚跨过门坎，父亲就说：“喂，你回来！南门大商店才是供应点，别的地方是有票也买不到的。”那时我们家虽较富裕也没有单车，为这一斤人情酒我来回足足跑了40分钟也只买到一瓶。我为此发了一通牢骚。远道回家探亲的大哥听后说：“上杭还不错呢！我那儿（指陕西）连米酒味也闻不到呢！”

　　几天后便是大年三十。那时不准私人养猪，也不准农村的鸡鸭上市。全家二十几口靠着食品公司供应给父母的每人半斤猪肉吃年饭，就是我们最好的菜料。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嫂子侄难得团圆，能坐到一起说几句话，大家就心满意足了。那时虽然有一些“葡萄红”、“竹叶青”之类的商品酒，可产妇和某些身体有禁忌者不能饮。家里妯娌6人其中3人都是产后数月的“奶妈”。妻子找来几个小杯子，把前几天凭票买来用剩的米酒与妯娌们分享。可大家都知道，米酒和猪蹄合炖是最好的催奶剂，有谁咽得下这杯点灯难寻的米酒呢？米酒重新倒回了酒瓶……

　　那时全力以赴农业学大寨，不准生产鞭炮。万里长空一片寂静，路上一点过年的气氛也没有。幸好每人每年定量不多的布票在这时派上用场，才有点年样。

　　30年过后，望着这遍地流淌的年酒，觉得它虽然令人惋惜，却是富庶的象征。想当年杯酒难寻，哪有此香溢餐厅的景观啊！透过这象征小康的年酒，我不禁脱口吟出那“丰收美酒醉万家”的佳句，并且激动地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1月15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