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一评“大学排行榜”

　　中国当然迫切需要大学排行榜，而且迫切需要一个民间的排行榜。这一点我想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是在于，怎样做才能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公正的、权威的、总之是比较高品质的大学排行榜？

　　窃以为，这大致取决于以下两个要素：

　　第一，这个大学排行榜应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生态。所谓比较健康的社会生态，指标可以形形色色，但主干指标则不外法治状况、资讯流通状况、诚信状况等等。如果没有比较严密的法治，没有比较开放的资讯体系，没有基本的社会诚信，则从事所谓大学排行，不免成为一桩极其冒险的事业。大学排行有赖形形色色的数据。如果是潜规则盛行，往往一些内部的数据更接近真实，公开的数据往往徒具宣传价值；可内部的数据既无从得来，更无法援用。有如冰山，明明知道冰山的主体在看不见的水下，但水下部分根本就不可测度。似此，你怎么敢对自己采集的数据深信不疑？怎么敢断定自己不是挂一漏万，瞎子摸象？怎么敢对中国主要大学的真实生存状态进行描述并排定它们的座次？

　　第二，这个大学排行榜应有一个强大的社会需要。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大学很难指望靠政府的评价体系而生存，生存资源主要来自社会评价。社会评价高，你就可以面向全世界竞争第一流的师资；社会评价高，你就可以面向全世界竞争第一流的生源；社会评价高，你就可以面向全世界竞争各种各样的捐款或专项基金。在发达国家，社会能够提供的生存资源有如汪洋大海，无穷无尽。一旦有了社会承认，就赢得了广大的发展空间，就可以尽情地自由挥洒。相对而言，政府掌握的资源是极其局促的，政府可分配的资源相对社会可提供的资源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情况下，当然就需要建立健全对大学的社会评价体系，从而为社会资源向大学的涌流、为大学之间的竞争起导航的作用；政府评价则显得无足轻重，鲜见置问。发达国家的大学排行榜正是因着这样的背景而问世。但如果生存资源不是主要掌握在社会手中而是掌握在行政权力手中，行政权力的奶头奶水最充足，社会那一只奶头又干又瘪，那么理所当然，大学要争抢行政权力的奶头，话语权自然也就为行政权力掌控。各种社会评价如民间的大学排行榜，其作用固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的确极其有限。毕竟你既无从影响投资流向，又无从影响校长升迁，人家当然可以任尔笑骂，我自为之。这就意味着，只有当大学不再是行政权力的附属物，而是真正地回归社会，社会资源的涌流能够直接决定大学的生死盛衰，对大学的社会评价体系才成为不可或缺，民间的大学排行榜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这两个角度，可以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学排行榜是早产儿。不过这不构成对现在的大学排行榜的否定。指出早产，目的不是要扼杀早产儿——无论如何，这个早产儿也是生命，而且是一个有益的生命。指出早产的目的，只是强调早产儿先天的发育不良和早产儿成长的巨大艰辛，借此提醒早产儿需要后天的精心呵护。这里的后天呵护，一方面体现为对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的调整，使之更科学更规范；另一方面体现为对社会生态的改造。早产儿体质的羸弱，注定了他对外部生态的特殊敏感，必须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公共空间，早产儿的成长才可能比较顺利。反过来说，不健康的公共空间，则很可能谋杀这个早产儿，至少使之畸形。社会生态的改造因此成了改良大学排行榜的首要急务。

　　本报特约评论　天蜀

　　北京　中国改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