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近郊农村近来出现一种怪现象，一些农民抢着违章建房，他们盖房并非为了自己居住，而是为获取拆迁补偿。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表示，要用立法来解决“城中村”问题（1月13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对此现象的态度，他表示要用立法来解决“城中村”问题，也就是说，他把解决问题的关键放置在了法律框架内。

　　政府拥有权力，民众享有权利，但这两者之间在某些时候，会产生矛盾，这时候，民众最担心的，就是政府动用权力，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解决”冲突，或者出台某个“红头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又可能充斥着一家之言，让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处“释放”。或者，这样的法规也考虑到了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却疏忽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保障，那么这样的法规也是不全面的，依靠政府本身，恐怕也很难综合考虑社会各群体的利益，矛盾也许就会继续存在，甚至被激化。

　　民众享有权利，但某些利益诉求是不合理，甚至会损害其他社会群体利益；政府拥有权力，但强大的权力一旦运用过当，则会给民众带来严重损害。靠什么来给民众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划界呢？显然是靠法律；如何保障法律在制定及执行过程中不产生偏向一方的倾向呢？显然靠立法中的利益博弈，这是法治精神的体现。

　　法治与法律是不同的，只有良法之治才是法治。即良法必须是民主的，符合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良法必须是理性的，符合客观规律和自身的内在统一。

　　所以，要在立法过程中，就将法治精神贯彻其中。立法与行政法规不同，行政法规属于政府的内部操作，而立法必须经过人大代表表决通过。诸多的人大代表，代表了众多的社会群体利益。他们的发言集合起来，就可以基本代表民众的各类利益诉求。在立法过程中，不仅是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的外部利益整合，也是社会各群体的内部利益整合。这种经过反复谈判、博弈达成的利益契合，不会成为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附属物，而充分融合了各个群体的利益，有政府的、有民众的、有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会排斥少数人的看法，正是这种交锋与博弈，使得最终的成法有着独立的价值判断，才能成为真正的良法。

　　林科（广州　职员）

　　本版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