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唐远清2003年的新闻界大事多，值得总结和研讨的事情也多，尤其是中央先后就改革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与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等涉及新闻改革的重大问题做出决定，为推进和深化传媒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新闻界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一轮传媒改革的背景及意义何在，在新形势下机关报如何取得更大发展；行业报刊如何在管办分离的前提下，面向市场寻求新的发展之路等问题，业界和学界都在思考。围绕这些问题，2003年12月20日-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传媒发展高层论坛”，来自主管部门领导、中央和地方媒体负责人、业界人士与新闻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了这次论坛。与会代表展开了充分的研讨，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对策和建设性的意见。

　　新一轮传媒改革的背景、意义及问题

　　这次论坛的议题比较集中，与会代表紧紧围绕今年传媒改革尤其是报刊治理的宏观形势，密切关注中央提出的管办分离的改革措施，主要探讨了新一轮传媒改革的背景、意义、方略及存在问题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建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等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

　　人民日报社梁衡副总编辑提出，新一届中央政府决定进行新一轮传媒改革和报刊治理整顿，是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在新闻工作方面所采取的诸多重大改革举措之一，出发点在于在新闻工作中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体现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宗旨。这说明，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社会，对传媒业都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也表明了新一轮传媒改革的重大意义。在受到高度重视的利好情况下，传媒业应该抓住新机遇，谋求大发展，在“充分传播、有效监督”这对传媒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两方面寻求进步，这也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精辟地分析了中国传媒业在性质功能、资本运作、内容配置、竞争改革、传播权利等五个方面仍然存在的困惑与尴尬，并用“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形象说法，强调现在处于市场经济十字路口的传媒业今后只有继续改革、加大改革进程才是出路。为此，他建议：“一是增强信息公开性，及时传达中央声音，不能压制；二是增强党性；三是加强对公民的教育，提高公民维权意识；四是加强科研攻关，提高新闻传播科技含量。”

　　黑龙江省记协王亚光副主席与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在新一轮报刊治理后机关报的发展，虽然他们的结论大相径庭，但他们各自的观点都是具有一定说服力并发人深思的：王亚光介绍分析了黑龙江省报刊治理的实际情况，指出目前报刊治理的方式还是行政手段，因此难以完全保证公平、合理；同时，她认为这次治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报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停办县级党报并没有解决摊派问题，因为中央、省、地区级党报党刊仍然会搞摊派。她提出了“不能要求党报党刊一定要走向市场”的观点，建议“可以调整政策，由党费或财政拨款保证党报党刊运营，对党报党刊的编采人员按照国家公务员对待，使得党报党刊不必为广告发愁。”

　　丁柏铨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报刊治理的改革历程，认为新一轮报刊治理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更强调管办分离（人员分离，财务分离，发行分离），二是将相当一部分党报列为治理对象，对靠搞摊派而生存的报刊釜底抽薪，三是将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相结合，将经济指标作为重要指标，如自费订阅率不足50%便停办，可以保留的条件是经营状况良好，而不只是舆论导向正确。他认为，新一轮报刊治理固然为党报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机遇的最终获得和转化成党报的实际发展优势，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探讨三个问题：现有党报能否有效占领由停办报刊所腾出的市场空间？由停办或划转报刊占有的订阅经费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向党报？读者的眼球会不会因报刊治理而更加专注于党报？他的结论是，党报并不能盲目乐观，党报还是应当走在竞争中发展的路，要着重打好新闻信息权威发布的牌、亲民爱民的“民生”牌、舆论监督的牌。

　　刘建明、陈力丹两位专家对中央此轮报刊治理的合理性及效果做出了不同的评价和预测，引起了大家继续深入探讨的兴趣和高度关注：刘建明指出，除党报和少量政府机关报外，其他类型的报刊和政府脱钩、到市场上求生存，从而克服报刊发行过滥的倾向，应该是这次报刊整顿的主要目的；但检验一家报刊的市场活力只能由市场本身，而不能由其他途径来验证。可是这次报刊治理改革，仍然是政府主管部门决定哪家报刊停办或划转，使“推出淘汰、退出机制，让报刊有生有死”的方针，又一次陷入了行政规制的窠臼。他强调：“不进入市场平台，报刊整顿没有意义”。

　　陈力丹则对此次报刊整顿持褒扬态度，他认为，“此次报刊整顿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报刊业最深刻的一次改进，所以说它‘深刻’，原因有三：党政权力相当程度上退出报刊业市场；为党报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机遇；报刊可生可死，刊号不再是有价物”。对此次报刊整顿的意义，他指出：“尽管整顿的效果与预期的尚有距离，但这次整顿的革命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它毕竟缓解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改进报刊体制的思路”，是“中国特色的报刊业经营学理上的创新”，因为“这次报刊业整顿提出了‘管办分离’新概念，基本明确了除少数党报党刊外，其他报刊的‘产业’属性，它们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可以面向市场，成为市场主体。‘管办分离’基本上解决了报刊业结构调整中的政策障碍，使得报刊的多数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传媒管理研究所宋建武所长、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昆副院长、《新闻记者》副主编刘鹏等则从微观操作层面上探讨了新一轮报刊治理的具体问题：宋建武介绍了《新闻出版总署报纸出版评估论证指标体系项目报告》的背景及实施等相关情况，该项目成为此次报刊治理整顿的一个重要决策依据。张昆对县级党报被撤消后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中国县域报纸”的新概念，认为撤消县级党报其实反而是中国县域报纸发展的机会。刘鹏介绍了他们2002年底对上海大学生传媒消费情况调查的情况，结果表明机关报在大学生中的地位很不理想，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很低。由此他建议党报思考如何避免陷入体内循环和重塑权威性这两大问题。对这一论坛主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在大会总结时提出了三点个人意见：“一是改革的立意和出发点很好，这次改革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体现传媒服务人民的宗旨和方向的具体行动，是促进传媒产业建设，让传媒适应受众和市场需要、寻求新的发展之路的重要举措；二是改革的措施和行动有力，从实践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次改革是三次改革中（另外两次是1996年、1999年）力度最大、效果最好的一次；三是改革的成绩和效果还只是初步的，有些问题从政策、体制和理论上看，还没有真正解决。”同时，他认为“各位代表的观点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都对我国传媒业今后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给与会者很大启发。而且许多观点、建议对于全面总结经验，找准问题，寻求传媒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方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这也是这次论坛举办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张振华副会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黄勇副总编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王锋秘书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副院长、北京广播学院郭镇之教授、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系吴信训主任等则更多地关注了电视改革以及卫星电视、付费电视等广播影视产业的前沿问题：张振华回顾了我国电视新闻三个“10年”的改革历程，并认为十六大后中国电视正在进入新一轮最为深刻的变革，他以“美国电视把宣传做成新闻”，而“中国电视把新闻做成宣传”的区别为例，提出了中国电视尊重新闻规律的重要性；黄勇回顾了我国广播影视业25年来的三次“大突破”，认为当前以体制突破为特征的新一轮“大突破”，将会使中国广播影视业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他还分析了当前我国广播影视业面临的六大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中国广播影视业要发展必须排除的5种障碍；王锋提出应该抓住包括传媒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在理论、机制、体制三方面做好创新；熊澄宇提出了“对境外卫星电视重新认识和管理”这个非常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认为应该消除对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的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的片面排斥，强调世界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境外卫星电视节目可能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郭镇之利用这次论坛的机会，倡导成立省际间的卫星传播公司，即省际间的卫星电视台联盟，认为这既可以加强电视竞争，打破中央电视台的垄断，也可对我国电视传媒的宏观格局产生积极影响；吴信训在认真调查研究国内外付费数字电视的发展现状后，分析了我国付费数字电视业务进展缓慢的原因，并提出了四项富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中国传媒的未来发展

　　在议题比较集中的同时，这次论坛的话题也比较广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舆论研究所喻国明所长、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陆小华所长、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卫东院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雷跃捷副院长等专家学者和中央电视台孙玉胜副总编、北京交通台秦晓天副台长、京华时报社吴海民社长、中国汽车报社李庆文社长、厦门日报双语周刊吴亚宇主编等业界代表，则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涉及中国传媒业今后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

　　喻国明以古代名医扁鹊的例子谈起提醒实务界“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注意目前繁荣的传媒业背后可能蕴涵的深刻危机；他以非典疫情爆发初期新闻传媒“集体失语”、因此百姓只有通过流言获取信息为例，说明了保障传媒信息传播权利的至关重要；他提出了“我国目前传媒体制不能提供信息安全保障机制”这一发人深省的现实问题，强调了中国传媒业今后发展应该重视“信息安全的保障”、“主流资讯领域的开放”、“公共话语权的活跃”等关键词。

　　陆小华提出了一个极富前瞻性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我们怎样看待中国新闻业的现在，更重要的是判断新闻业的未来”，为此，他强调必须对三个问题重新认识：“一是新的新闻资源观。传媒的资源是信息源、独特的处理加工模式、影响力资源。传媒与其说是经营品牌不如说是经营影响力；二是新的效率观，新闻是精神产品，其效率如何评价，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新闻生产是一种工业化生产，是一种流程化生产，应该可以量化考核，比如可以建立稿件数据库；三是新的数字媒体观，传媒的发展方向是数字化，比如第五媒体（手机短信）的兴起。要吸引年轻读者，新闻业面临挑战，要从数字角度看待媒体。”刘卫东通过对传媒技术产品的普适性和差异性的分析，在从技术层面上回顾分析了传媒改革的四个阶段后，他预言民间资本投资传媒将形成新的高潮。雷跃捷回顾了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的嬗变轨迹，指出媒介批评对传媒业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传媒业的发展离不开媒介批评的发展。

　　孙玉胜以他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实践经验，呼吁大家重视新闻的表达方式，并认为新闻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力量，他还认为传媒改革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否则欲速不达。他的发言得到了评议人童兵教授等与会代表的热烈回应。秦晓天回顾了北京交通广播电台十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他们成功的最主要经验就是坚持以目标听众的需求制作节目、评价节目和培养编辑记者，他还以北京交通台的成功实例说明电台传媒的发展前景并不是悲观的，关键看如何运作。

　　吴海民结合管理学中的“木桶原理”，形象而又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传媒要成功必须同步推进的观念、市场、定位、资金、团队、机制、产品、发行、广告、公关、博弈、战略等12块“木板”和核心价值观、制度安排、企业文化等3块“环”。他强调指出，传媒成功的关键因素，说到底是需要新闻传媒人具有系统思维和系统把握经营、竞争的能力。李庆文在充满激情的发言中，对中央对专业、行业报的整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从主管部门对专业、行业报采取整顿政策但专业、行业报的生命力却日趋旺盛，在整顿中逐步扩大发展空间的实际情况入手，认为我国专业、行业报在我国传媒事业结构中应该有一席之地，他呼吁政府应该大力支持专业、行业传媒的发展，学界应加强对专业、行业传媒的研究。吴亚宇结合该报创办双语周刊的经验，探讨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办好品牌报纸的命题。她认为，党报创办子报要注意处理“母”品牌与“子”品牌的关系，充分发挥党报的优势，做大做强媒体品牌。她还建议通过创办子报，为党报注入新的内涵，培养年轻的读者群体。

　　两天的会议时间很短暂，但这次论坛的效果却很好。一直全程参加论坛的方汉奇教授认为来自50多家单位的100多名与会者体现了代表性和广泛性，发言水平高，评议水平更高，论坛开得很好。郑保卫教授总结这次论坛具有层次高、话题广、思想深、观点新的四个特点，对中国传媒发展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观点、新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郑保卫教授也在大会总结时表达了作为论坛组织者的两大遗憾：“一是由于每位代表的发言时间有限，他们不能尽情阐述其研究成果和实践心得；二是同样由于时间关系，还有不少学者的论文未能安排在论坛上交流发言。但幸好我们将尽快出版论坛论文集，到时各位可以通过论文集更加详尽地了解各位领导、学者、专家、业内人士论文的精彩内容。”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