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长周济说：“各级政府不能以教育产业化的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更不能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

　　我遗憾，这句话来得太晚。已经有相当多的地方政府把教育作为一种利润颇丰的产业来“经营”，以“重点校”创收盈利来弥补财政之不足。去年查处教育乱收费21.4亿元。这些钱被谁用到哪里去了？教育业连续多年成为暴利行业。教育乱收费大大加重了社会公众的教育负担，同时将多少贫寒子弟拒之校门外，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度反感。可以说，大错已经铸成，“黑洞”还不知有多深。

　　网友一声天问：谁是“教育产业化”的始作俑者？谁说“教育产业化有利于拉动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实现”……

　　而今“教育产业化”之风越刮越烈。媒体报道，今年秋季以前，湖北监利县近700所中小学将以对外出售或出租的形式，实现市场化运作。有专家指出，监利县的所谓“市场化”，实质是“私有化”。资本的力量是不以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出售或出租后的学校会从根本上由单纯的教育机构变成一种产业，而且是一种半垄断性的私有化产业。它们以学校为封闭市场，以服务学生为名大搞经营性牟利活动：削减硬件设施，采取超大班制，削减不参加统考的课目，增加每一个教师的授课量，以大量的代课教师取代现有全职教师等等，使学校演变成某些部门或个人疯狂牟利的工具。此外，什么“民办公助”、“财政断奶”、“合并学校”向开发商出售黄金地盘，而老师们却不清楚钱流到哪儿去了。这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部长，光说说还不行啊。

　　基础性大众教育是公益性的事业。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基础性的大众教育也还是以公办为主，社会资本参与教育事业，往往是采取捐赠或设立各种教育奖励基金的形式，强调的是教育事业的社会公益性，体现的是大众对教育事业无私的奉献精神。而在中国，所谓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实际上仅是企业和个人以财物投资的方式参与到教育中来。既然是投资，就必须要有回报，要在投入成本的基础上收费，要实现一定的盈利。所以，我们不能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教育商”头上。

　　教育支出是个很沉重的负担，这个负担政府必须承担，这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目前的教育投入不是多了，而是大大不够。政府不能像甩包袱似的划上一个句号一售一租了事，逃避增加教育投入的责任。

　　部长，你该理直气壮，争取国家法定的教育经费。

　　对教育的发展，要坚决树立一种利益制约和保护机制。

　　建立一个独立于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机构，建立学校、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平衡机制，建立有第三方组织的听证制度，实现教育审计的社会化。让公众掌握真实的、有效的信息，免于学校或教育行政机构把部门私利凌驾于公利之上，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教育充分体现公益化的特性，满足广大社会公众享受价格低廉，质量优越的教育服务。

　　“教育不能产业化”，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我是个教师，如果自己班上的学生出了问题，我至少有个担待，教育不力，管理不善。堂堂教育部长应该对教育产业化担待点什么呢？事后“诸葛亮”在事情发生时做了些什么，这是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反省的。据说有两个部长很难当，一个是教育部长，另一个是民政部长。在其位谋其政。谁继续把“教育产业化”，就不能再是撸了几个小校长的乌纱帽。

　　我愿身体力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不搞“教育产业化”。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红网观点】(稿源：红网)(作者：傅一河)(编辑：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