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官“坐镇”最大行政庭(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16日02:51 北京娱乐信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辖区内集中了教育部、财政部等大部分国家部委和国务院直属局等中央级机关，全国法院最大行政庭也在这里。有意思的是，该庭最大特点是女法官主力庭审，现任庭长林民华是位女法官，副庭长及三位审判长均为女性，女性占整个行政庭成员的58％。据悉，以前这个比例数曾一度达到73％。正是这个由众多精干女性组成的团队，审理了海南凯立告中国证监会、美国“泛美卫星”诉国税局等一系列影响中外的大要案。

　　昨天，记者走近这位闻名中外的林民华法官，了解到她及整个行政庭的成长过程以及这些“民告官”案件的处理方式和未来面临的种种挑战。

　　行政法庭主政的是女法官

　　记者：在见到您之前，我一直以为您是位男法官，您知道为什么吗？

　　林法官：不知道。为什么？

　　记者：首先是从您颇具男性化的名字推测的；其次，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庭审理的案件大多涉及国家部委、国务院直属局等中央级机关，在审理过程中，要直接面对嘈杂的社会舆论。所以，我一直认为，在这样一个“风暴中心”，男性法官是不是更适合一些。

　　林法官：恰恰相反，我们行政庭一直以女法官居多，以前男女比例曾经一度达到3比8，我觉得女法官审理这样的案件，完全可以应对你上面提到的局面，也许还具备其他某些优势，比如说能更好地发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稳重性格，在反差很大的两极之间判断谁是谁非。就法律精神本身来说，行政案件和其他案件没有什么区别，在法官眼里，双方都是案件的当事人，地位是平等的，如果法官以平等的态度来执法，就不会发生偏颇，也无所谓男性女性。不过，我们行政庭的法官都是很出类拔萃的。至于女法官居多，那可能是一种巧合吧。

　　就像刚刚说的那样，因为原被告间的社会地位悬殊，使行政官司更能引起社会的关注。我认为，这是好的趋势，说明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民主，行政执法越来越透明，行政执法敢于接受社会“拷问”。也正因法院秉公执法，才使那些行政过程中出现不适当行为的政府机关接受败诉现实，使民众真正感受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

儿时梦想当医生救死扶伤　　记者：您现在成为一名高级法官，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林法官：没有，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当法官，而是做一名医生。那时候觉得医生是很神圣的职业，尤其那一身白大褂，总让我浮想联翩，希望早点穿上它，救死扶伤，成为受人尊重的有用的人。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高中毕业后，我就买了一套针灸方面的书籍，还按照书本说明，买了一套针灸工具，开始对照书本上图示的穴位，在自己的身体上做实验。后来法院招收书记员，我就来到了这里。

　　记者：您能谈谈第一次参与庭审的经历吗？

　　林法官：第一次参与庭审，应该是我做书记员的时候。那是一桩继承案件，具体案情记不清楚了。但那次给我的感觉仍很清晰，觉得有些紧张，觉得必须补充更多的法律知识。正因为这种感觉，使我产生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的念头。1980年，我考上了当时北京市第一所法律业余大学，并以半脱产的方式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毕业后，我仍然没有停止各种方式的学习，最终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学士学位。随着工作的需要，我还先后在北京大学强化过英语和法律专业知识、进修过人民大学研究生课程。外出办案时，除了携带案卷材料外，行囊里常备外语书籍。所以说，我的法官执业过程也是自学与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

　　政府机关同样也能成被告

　　记者：您什么时候来到行政庭工作？起初接触“民告官”的案件有压力吗？那是一桩什么样的案件，您能详细讲一讲吗？

　　林法官：我是1990年被调到行政庭工作的。接触的第一起一审案件是台湾籍商人刘某状告国家某机关单位的案件。当时，这个案子非常敏感，首先因为刘某的身份比较特殊；另外，因为刘某涉嫌诈骗，已被公安部立案调查，使这个案子一开始就显得很复杂。

　　受理案件后，依照有关诉讼程序，我们将应诉书送达该单位。那时，“民告官”的案件非常少，所以，接待我们的那位负责人知道我们的来意后，明显感到震惊，觉得不可思议，盛气凌人地质问我们：“为什么受理这个案件，政府部门发的公告，怎么能成为被告？我们成为被告，以后还有谁敢去执法？！”等等。

　　虽然那位负责人言词过激，但我没有和他发生言语上的冲突，而是耐心地劝导他：正确的政府的行政行为依法应接受司法监督，对方有确凿的证据起诉你们，而且诉讼理由非常充分，政府部门成为被告，是现代法制的进步。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不应该成为被告，或者觉得对方告你们的理由不充分，你们可以到法庭上为自己辩解。如果你们不到庭应诉，法院将会缺席审理、缺席宣判你们败诉。即便这样，那位负责人仍然没有在应诉书上签字。

　　办人情案是对法官的考验

　　记者：在审理“民告官”案件中，涉案政府职能部门是否会向你们施压？假如有的话，你?侨绾味源?

　　林法官：有些政府职能部门成为被告后，会出现一些不适应、不接受的反应，为此，我们的审判人员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坚持依法办案，案后开展大量法制宣传或法律宣讲活动等，尤其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职能部门的法制理念大大提升，使我们的司法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至于来自被告的压力，我们一中院还没遇到过。

　　记者：法官面临的往往不是审理案件有多难，而是如何摆脱来自人情方面的阻力，当事人会通过各种关系，希望找到“熟人法官”以改变败诉结局。您如何对待这些人情关系？

　　林法官：这可能是所有法官都会遇到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法官处理不好甚至办人情案，他（她）就做不了法官这个职业，甚至没有资格当法官，这是对法官最起码的考验。但人情又是客观存在，对待人情，我认为，大禹治水的方法很好，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当采取疏导。比如，某某熟人找到我，我首先要弄明白对方的来意，如果对方要就正在审理的案子给予“帮助”或干涉，我会坦诚地告诉他，法院定案不是哪个人说了算，而是由合议庭审理后研究确定，任何人也无权决定案件的结论。如果对方是咨询某些法律问题，我会认真听取并仅就法律原则予以解释。这样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最终会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可。

　　加入ＷＴＯ后商标、专利案猛增

　　记者：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几乎各行各业都做出适应性调整，法院是首当其冲的部门之一。那么，在这场无法避免的冲击中，给象征中国审理行政案件“晴雨表”的北京一中院行政庭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林法官：加入世贸组织对我们行政审判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体现在知识产权司法审查领域，不到三年时间，新类型商标行政案件、专利行政案件猛增，已达470余件。与传统的行政案件相比较，此类案件专业技术性强，涉及商标显著性、近似性、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判断是这类案件的鲜明特色。而40％的涉外率，也表明这类案件与ＷＴＯ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我们一中院承担了第一批也是一大批与ＷＴＯ相关的行政案件审理工作，同时也是代表国家承担此后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还表现在服务贸易及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方面，比如近年来证券监管类行政案件时有发生，已涉及证券发行上市、证券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从业人员的监管、上市公司监管、股民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问题。ＷＴＯ所强调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原则、监管者中立原则、透明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对这类案件的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民告官”案引出价格听证法

　　记者：你们审理那么多有代表性的“民告官”案件，其中是否有直接促使政府职能部门改善行政行为的案件，能讲讲吗？

　　林法官：当然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往往邀请我们行政庭的法官参与，与会法官会根据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相关社会问题或不合理现象提出建议，同时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也经常就案件反映出的问题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书面或口头司法建议。政府面对我们的司法建议等也是越来越重视，这也促使我们更认真对待这项工作。比如，我院受理的“乔占祥诉铁道部上浮春运旅客列车票价案”。此案中，铁道部上浮票价是否依法履行了价格听证程序成了公众、舆论界关注的焦点。

　　虽然《价格法》早于1997年已经颁布，但实际上中央一级的价格听证会从未召开过。该条法律甚至因为没有实施而似乎被人遗忘，成为摆设，直到此案发生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案一审中，国家计委就颁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一审宣判后，国家计委已制定出价格听证目录，并于2002年1月12日首次举行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此案的审理直接推动了行政价格听证程序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此后，各种各样的听证会纷纷召开，“听证”一词家喻户晓，公众的行政参与权得到了有效保障。

　　信报记者谢德良

　　一中院行政庭审理的“十大影响中外的经典案例”

　　一、退回Ａ股发行企业不服，海南凯立告赢证监会；

　　二、美国“泛美卫星”诉中国国税局，跨国卫星使用费纳税案；

　　三、女律师告了交通队，司法建议最终规范了交管拖车行为；

　　四、河北律师乔占祥告铁道部，引出上浮票价听证制度正式出台；

　　五、地址搞错证书寄丢，专利权人获国家赔偿；

　　六、大学讲师状告教育部，自此，高校依法享有职称评定自主权；

　　七、女主持家属告了消防局，行政败诉为民事胜诉打底；

　　八、减肥药含有违禁成分，生产厂家状告卫生部一审败诉；

　　九、国内厂商起诉专利复审委，法院依法支持国外当事人；

　　十、奔驰撞上汽车“前脸”，缺乏显著性奔驰败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