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家宣布要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后，一时间，媒体对GDP的批评声四起。应该说，对现行统计方式乃至GDP本身缺陷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笔者感觉，现在一些媒体和专家对GDP的批评存在着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似乎从过去的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去了。

　　诚然，作为经济总量指标，正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所说，GDP“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比如，GDP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诸如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GDP的上述缺陷，是它饱受人们批评的原因所在。

　　但是，且不说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包罗万象、反映一切的经济指标，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描述和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中，GDP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没有GDP，我们将无法反映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没有GDP，我们也无法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没有GDP，我们更无法去衡量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GDP还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只有它，才能判断经济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正因为有这些作用，萨缪尔森才会感叹：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可以说，对于GDP，经济学家是爱恨交加，这从他们常说的一句口头语能够看出来：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万万不能。这句话本身其实就很好地说明了GDP在一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当前，GDP之所以成了人们批评的对象，除了前述的那些缺陷外，最主要的还是人们把它当成惟一的东西、至上的东西，或者说当成一切。换言之，作为一个数字，一种统计方法，GDP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人们特别是官员对它的态度，错在一种片面的政绩观。

　　长期以来，在一些官员心目中，说到发展，就是简单的经济数量的增长。这种片面的发展观导致了片面的政绩观。于是，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一系列跟经济相关的量化指标，与官员的升迁奖罚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政绩甚至简单化为年终报表的数据。在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引导下，一些官员也就片面强调GDP的作用，不恰当地夸大其功能，把GDP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为它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而对官员的考核，也唯GDP是瞻，任何其他指标，例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等，统统都要为GDP让路。这样，在现实中，GDP获得了政策上、体制上、文化上的全面支持，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一切都好说，“一俊遮百丑”。由此也就有了官员对GDP的顶礼膜拜。

　　改革片面的政绩观，需要我们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但这决不是像某些批评所说的那样，要否定GDP这一指标，而是要还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除了在统计技术上有待加强和提高外，还需引进其他指标来反映和衡量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弥补GDP的缺陷。前者比如对GDP的核算程序和数据发布程序进行统计调整；增加初步核实程序和最终核实程序；并从2004年1月1日起，国家统计局要求各地区统一用常住人口而不仅是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等，这些都是在技术上为提高GDP统计质量而做出的努力。

　　至于后者，据说不久我们将要用绿色GDP来替代GDP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所谓绿色GDP，也就是说，既要考察一国经济增长，同时还要考察一国社会的、人文的、环保的发展状况。实际上，绿色GDP更关注的是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倘能如此，当然更好。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经济指标里，还没有哪个指标能完全替代GDP，而且，即使采用了绿色GDP，将GDP从“总分成绩”变成“单科成绩”，它也是最重要的单科，所以，我们要慎言GDP，更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它一棍子打死。没有一种指标本身是绝对万能的，没有漏洞的。如果不能彻底扭转这些指标背后指导思想和操作层面的人为的不协调，采用何种指标———不管是GDP还是绿色GDP———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真正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树立统筹协调的发展观和科学的政绩观。这才是问题的实质。邓聿文（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