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马鞍山500民工在过年之前，终于领到了自己的血汗钱。可以想象他们的喜悦之情，我们也为他们高兴，虽然这种喜悦让人也有点心酸。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解决欠薪问题的比较好的模式：

　　首先是农民工们通过工会在真正地为自己争取权益。农民工追讨欠薪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如果没有组织，没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相互支持，孤单的个体是极容易陷入悲观绝望之中，通过工会则可以大大降低追薪的成本和难度。其次，在这一案件中，外地施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专业人员提供的法律援助，对于身陷困境的农民来说，是雪中送炭。如果有更多法律专业人士志愿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则农民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事业，将会收事半功倍之效。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法院公平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解决欠薪问题，各地尝试了种种办法，其中大部分是行政和经济手段，比如，强制用人单位实行月薪制；对于拖欠农民工资的公司，暂时取消其经营资格等等。这些措施当然可以收到一定效果，但终究具有“运动”的性质。

　　表面上看，这似乎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然而，正义不是震慑出来的。在运动风头上，用人单位似乎很配合，但运动一过，只要政府管制一放松，则很可能故态复萌。

　　与上述办法相比，司法的途径恰恰是最为妥帖、最为公平的。欠人家的钱，就该还人家的钱，这样的道理既合乎自然正义，也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法院严格执行这样的法律，只追欠账，而不触及用人单位其他方面的业务，用人单位是没有任何理由抱怨的。

　　我们希望法院目前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努力不是一阵风。法律的力量不在于集中力量办大案，不在于示众式的震慑，而在于一个一个最微不足道的案件的积累。正义就是在法院日常审理的一个一个具体案件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只有当这个社会中最卑微的民众，看到法院在细致地维护他们最切身的利益，他们才会逐渐地培育出对于法律的信仰、对于秩序的信任。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的秩序是理性的、和平的，则法院理应是农民工们解决欠薪问题的最后场所。对于欠薪之类的事情，如果当事人之间不能自行解决，则只要农民工找到法院，法院就责无旁贷，绝对不能将其推到别的地方。强制执行当事人自愿订立的契约，尤其是强制强者履行对于弱者承诺的契约，正是法院的本分。因为，显而易见，强者靠特权或金钱就可以强制弱者，而弱者却惟有指靠法院的力量。本报特约评论员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所研究员） 相关报道见今日A04版（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