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锡平

　　时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出版空前繁荣的时代。要形容每年出版的各类出版物的数量得借用一个IT术语：海量，如果还嫌不够贴切的话，或许还可以在前面加上两个字：“非常”。在这些铺天盖地、五色斑斓的海量出版物中，作为出版和阅读“终端”的读者难免会迷失方向，站在琳琅满目的书架前，他们常常会感到无从选择。这时候，各地报刊上的书评、书介无疑成了很多读者的扶手和向导，他们希望借助它们可以更快、更准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书。但令人悲哀的是，现实已无法承担起他们这个朴素的期待：这些推介图书、倡导阅读的文字本身已经迷失了方向，变得越来越难以担当其应有的文化使命了。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某个时段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报刊上会同时出现关于某一本书的评介文字，这些文章大同小异，有褒有贬，或明或暗，众声喧哗，弄出了很大的动静，成千上万个眼球的注意力也因此被吸引过来。但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本身可疑得很：如果没有人为之操作，除了重大的时政要闻，这样的“同声合唱”可能发生吗？或许只有这些媒体的编辑记者们最清楚了，他们的办公桌上没准就有一张这样的纸片，上面印着这样的文字：“欢迎全国各报刊书评版编辑转载，请将见报稿邮寄我处，我们会给予相应的稿酬。”纸片下面就是现成的书评稿件，连标题都拟好了几个以供编辑选用。作者竟然给编者发稿费，一切已无需赘言，这样的价值倒置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媒体的集体失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要梳理其流变的轨迹还得追溯到它的上游———出版社（还包括一些书商和从事出版业务的文化传播公司）和中游———评论家。这是一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营销时代，一本书的畅销除了内容本身之外，更重要的得依靠“策划”和“营销”。出版社深知这个冷酷的商业法则，在他们眼里，书稿的内在品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关键是有没有“卖点”和“兴奋点”，是否具备畅销的潜质，能否人为制造一个阅读“热点”来操作和炒作才是决定性的要素。一旦确定目标，他们会开动全程的“包装”流水线，雇请知名批评家召开形形色色的“作品研讨会”。在商业利益的强力驱动下，批评家们也开始降低身价了，受雇于人，为人卖力地吆喝叫卖。反正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得：批评家以此换取所谓的“车马费”，出版社则廉价购买到了批评家的名头。然后，他们开始利用网络优势，将这些所谓的评论文章发给全国各地的媒体，开始一轮大规模的信息轰炸。每一个被“炸”伤的读者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所在。接下来，他们要做的是：给媒体编辑寄稿费、按销售量和作者利润分成，还有就是寻找下一个炒作目标。

　　不难看出，出版社—批评家—媒体构成了一个“生物圈”，共生共荣，经济利益是贯穿其中的核心要素———就像自然界生物圈中的水和空气一样。

　　书是文化产品，也是商品，要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和操纵，但将书的推广和销售简单地化约成资本的较量，离开书本身的品质内涵，一味地依靠肉麻拙劣的吹捧来策动销售，这样只会弄巧成拙。失语的书评，不仅会败坏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会恶化整个出版界的生态。低估读者判断力的苦果最终只能由出版界自己来品尝。惟有摈弃功利，纯洁动机，以感性的体悟和严谨的学理思考自觉自愿地参与到读书活动中去，书评才能重获可信度，并发挥其本来的功用：为读者所欢迎，受媒体所敬重，让评论家“用心”，并被出版界所推崇。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1月16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