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中国足协与《足球》报的纷争风波，影响渐渐从一个体育话题扩展到新闻、舆论、司法等社会领域，并随着双方对本来立场的坚持和众多媒体、机构及相关学者的参与评说，而显示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足球》报一篇题为《“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的报道，披露了其声称来自国资委有关人士的消息，即中国足球产业实质上是不良资产，国资正酝酿从此领域退出。随后，中国足协经与国资委沟通核查后，宣布这是一则严重失实的新闻，并取消了《足球》报采访任何足协承办或主办赛事和活动的资格。这一处罚决定，被舆论普遍称之以“封杀”。

　　“封杀”一词，充满了权力色彩和尽能控制的自信。尽管足协新闻发言人此后谨慎地表示，“封杀”说并不准确，限制的仅仅是《足球》对足协组织赛事和活动的采访权，并不禁止俱乐部接受采访，也不禁止《足球》通过其他渠道观看比赛、获取信息。

　　注意一下舆论的反应，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在这场冲突中，立场鲜明地表态支持或反对封杀的几乎都是综合性报纸，而离旋涡最近的体育专业类媒体倒都呈现出暧昧模糊的形象。比如，上海的《文汇报》与《解放日报》近日通过刊发记者评论和专家观点，就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这一方面说明，距离近的因为事涉切身利益，站队的确比较困难，观望或者沉默不失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也说明，封杀或者说取消《足球》采访资格的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足球或体育圈的话题，而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我看来，所有的争论都可以放到两个范畴里去分析。一是谁可限制记者的新闻采访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导李良荣教授说，“一个公民有权拒绝接受采访，但一个社团组织是否也同样拥有这个权利？”这牵涉到对中国足协社会身份的认定。以许多客观标准来衡量，中国足协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社会团体，由国家体育总局任命官员、行使组织和发展足球产业职能，具有某种准行政部门的职能和性质。因此，中国足协应该并且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的社会监督，而不得动用行政命令限制采访活动，即使是它那个有点饶口的说法“不提供能提供的便利”也显得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因为，记者的采访权背后代表的是公众的知情权。

　　一篇文章说，“如果是一家私人咖啡馆，你可以拒绝某个人进去，那是老板的权利”，但你如果挂起“某国人不得入内”的招牌，那就变成了一种“政治不正确”，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何况，比赛和活动是你组织和管理的没错，但那不是你家的后花园。老百姓有权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干得怎么样。如作家刘心武而言，“足球，是一个公共的享受空间”。

　　二是对新闻舆论监督真实性的考量限度问题。

　　去年底，《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中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作出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这则消息赢得了舆论的普遍赞赏，被认为是社会机制进步的体现。因为，要求记者事无巨细、毫厘不爽地去核实和求证新闻事件中每一个准确的细节，势必妨害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对社会公共利益来说是个损失。赋予记者一定限度的“合理怀疑”的权利，有助于社会和公众及时收到来自某个局部病灶的警告及提醒，这在许多国家都是一种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制度，也是公众默认的惯例。

　　当然，“合理的怀疑”与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之间，是绝不可画上等号的。如果你觉得他的新闻严重背离真实，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造成损害，大可借助法律诉讼手段解决。至于这合理的限度到底在哪里，是出于善意的公心，是合乎正常情理的怀疑和推测，还是借耸人之闻行哗众取宠之实，为媒体或记者个人牟取不当利益———这个裁量权，如果打上名誉权官司时，就在法官手里；如果惹起了舆论纠纷，就在广大读者和公众的心里。但是，因为对某个媒体老是跟自己过不去而取消其采访资格，不行。

　　上述两个问题，在我之前，许多的人、许多的文章已经讲得够清楚了。但取消采访权的新闻依然频频发生，这证明一种社会理念的深入人心，有时非常困难；同时也说明“来采访我是有求于我”的想法，在一些官员和部门那里仍然有着足够丰厚的滋生土壤。(联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