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1月15日电1月14日9时许，正在浙江临海市大田街道下沙屠村现场采访的新华社音像记者应曲川遭到二十多人阻挠、殴打，头部、脸部、双臂、双腿、后腰、腹部等多处软组织挫伤。

　　14日早晨7时半，临海市大田街道下沙屠村因征地矛盾发生冲突，新华社音像记者应曲川和屈凌燕闻讯来到被征地的现场采访。正当应曲川来到停在现场的一辆120救护车前进行正常采访时，四五个身穿迷彩服的人迅速向应曲川围拢，其中一人突然上前卡住应曲川的脖子，把他往地上按，抢夺摄像机，并叫人把记者“抓上车”。受到围攻的应曲川一边护住机器，一边亮明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同时向在几米之外的两名警察求助，反复声明自己是新华社记者，有职责采访这起事件。此时，应曲川发现正特公司的职工正在往一辆货车上放他们随身携带的铁棍、铁锹等器械，就绕过去拍摄这一场面，此举立即招来二十多人的拳脚、棍棒、铁锹暴打，时间长达10多分钟。在应曲川的呼救下，现场的三四名警察跑过来将应曲川救出，由在现场维持秩序的交警送到医院救治。

　　新华社记者在采访现场被打事件发生后，浙江省委、台州市委领导立即表明态度，要求临海市委尽快查明情况，对打人凶手依法严肃处理，支持新华社记者履行职责，对受伤的记者组织好治疗，确保新闻采访资料的完整和安全。当地公安部门已开始依法调查取证，追查打人凶手。1月14日下午，台州市委、市政府以及临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到医院看望了记者应曲川。（柴骥程沈锡权）

　　新闻采访权急需法律保护

　　中国记协维权委自1998年成立以来，共受理了300多件新闻工作者要求维权的投诉，记者人身受到伤害的投诉约占1／3。新华社在列举2003年记者采访被打事件后，总结出打记者现象有四大特点：“一是国家公职人员和企业老板直接指挥打；二是不仅局限于打地方媒体记者，也打‘国’字号媒体记者；三是打记者事件此伏彼起，愈演愈烈；四是殴打记者一般都以治安案件处理”。

　　专稿认为“舆论监督受阻，是具体法律对新闻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的缺位所致”。提出“只有在法律上给予阻碍记者正常采访权力者以足够的威慑，给那些为了乌纱帽欺上瞒下的官员足够的畏惧，才能使记者在采访时真正享有‘人身保障’”。“新闻采访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需要从法律上加以特别明确的保护。”

　　另据报道，《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已完成起草，并于近日向该市人大预防咨询委员会委员征求意见。据悉，初稿中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以专条作出规定，并明确新闻记者的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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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记者挨打事件回放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见诸媒体的记者采访被打事件包括：

　　1月5日，《济南日报》和《山东青年》的3名记者在山东省宁阳县采访时被殴打；

　　7月22日，《羊城晚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环卫队十几个工人的围殴；

　　8月1日，《南京晨报》《金陵晚报》等南京4家媒体记者到江苏教育厅采访一个会议，被保安群殴；

　　8月9日，广东电视台记者在采访广州海印布艺总汇时遭保安群殴；

　　8月13日，《京华时报》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时被人追打；

　　10月10日，新华社记者在采访河南登封市一煤矿透水事故时被殴打；

　　10月18日，山西《生活晨报》记者在307国道夏家营收费站采访时，采访车被砸，记者手臂受伤；

　　11月7日，湖南长沙电视台记者在宁乡县采访时被围殴，采访设备被毁坏；

　　11月12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山西省保德县采访一家污染企业时被殴打；

　　11月20日，福建电视台记者在寿宁县采访一起建设纠纷投诉时，遭县建设局局长的殴打，摄像机被扔进了河里；

　　11月29日，湖北电视台记者在宜昌采访一家欠薪企业时被殴打，摄像机被夺；

　　12月13日、30日《京华时报》共有四名记者被围殴，两台相机分别丢失和被抢走；

　　媒体上有关记者被打的报道还有：长春《东亚经贸新闻报》记者采访遭殴打；《青岛晚报》记者采访火灾遭遇毒打；《新快报》记者采访“飞车党”血溅街头；《深圳日报》记者采访落水儿童遭暴打；《华商报》记者采访遭揪打；《北京娱乐信报》记者采访被打伤……

　　相关动态

　　据最新的调查显示，新闻记者已位居十大危险行业的第三位，仅次于矿工和警察，记者已成为高风险的职业。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和新市场的迫切需要，一家保险公司“抓住机遇”，及时推出了一种“记者险”。目前这种“记者险”已正式“落户”北京、吉林、广东、苏州等地，使得新闻记者、公检法执法人员等“高危行业”人员的人身意外伤害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