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广州铁路公安局“雷霆行动”打炒办公室，民警彭初凡正与一个少年在交谈。这个少年瘦瘦的，只有1.2米高，从走进这间办公室开始就一直低着头，一双又黑又脏的小手自始至终揉搓着衣角。而距离他们仅十步之遥处，她的母亲———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在絮絮叨叨：“我儿子有心脏病，还有精神病，你们不能听他胡说！”

　　少年告诉记者，他叫小强，是湖南衡阳县人，刚满11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一阵沉默后，他抬起了头望着记者，这是一张充满稚气的脸，有着一双清澈天真的眼睛。

　　“妈妈不识字，我来写检讨”

　　半晌，他怯怯地跟记者说：“你跟警察叔叔讲一下，我妈妈不识字，让我来替她写检讨书，好不好？”

　　显然，这样的请求，让幼小的他感到很难为情。在证实其母亲一字不识的情况下，民警应允了他的请求，并拿来了纸和笔。于是，这个瘦弱的少年趴在桌子上，手握着签字笔，开始一笔一画地写检讨书。这时，他的妈妈开始平静了一些，像所有爱子心切的母亲一样，坐在儿子身边，用爱怜的目光看着儿子。这一幕，如果发生在哪个家庭里，别人都以为是慈爱的母亲守候着儿子做作业，实在是一件最平常、最温馨不过的事情。然而这少年却是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写的是承认违法行为的检讨书。反复修改了几次，只见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倒卖了两张广州到洛阳的假火车票，这是不对的，请求警察叔叔放我们回家过年，谢谢。”

　　“每天七八时就出来炒票”

　　“爸爸和妈妈到广东来倒票两三个月了，我和弟弟放了寒假后，也来了广东。听他们说，把我们两兄弟带上可以躲警察，万一卖假票被旅客抓住了，看在小孩的面子上也会同情我们的。每天早上七八时，妈妈就带我坐公交车从棠溪赶到广州火车站广场，我一般是拉着妈妈的衣服，整天跟她到处转，看着广场上黑乎乎的人群，我头也晕腿也痛。”

　　“妈妈有时卖假票，有时卖真票。最多的一天卖了两张票，但有时一张也卖不出去。卖座位票的时候，假票可以赚80~90元一张，真票可以赚50元一张。卖卧铺票则真票假票都可以赚100多元。不过，妈妈从其他票贩子手里拿真票时要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如果拿假票，那么给票的票贩子就会跟着妈妈，等妈妈把票卖出去以后才收钱。”

　　记者问他：“如果旅客花了钱买了你妈妈的假票，又坐不上火车，怎么办？”憋了半天，小强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残忍。”说到这，他转过身子去，用小手摸了摸妈妈的脸，摇着她的手说，“妈妈，不要倒票了，回家过年好不好？”

　　记者又问他，他的理想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他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然后当科学家。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闪动着愉快和轻松，却不知道当父母拉着他远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后，这个梦想离他有多远。

　　在民警与小强对话的过程中，他的母亲不时插话，不断地用家乡土话呵斥儿子。当民警拿镜头对准她时，她会把儿子抱在怀里，身子背过去，把儿子的头往怀里摁。一边抹着红红的眼睛，一边哭着说，求求你别拍了，我儿子还要读书呢。

　　“7岁弟弟跟爸爸倒票”

　　“我年轻的时候在工厂打工，现在35岁了，没工厂会招了，就跟着丈夫在家种田。春运开始后，听邻居说到广东倒票好赚钱，就和丈夫带着儿子来了。事实上，钱没那么好赚。每天提心吊胆的，要担心便衣公安来抓，卖假票的时候，还要担心被旅客发现。”

　　“我有心脏病，儿子心脏也不好，还有精神病。你看他脸白白的，瘦瘦的，一受到惊吓就会晕倒，所以他说的都是胡话，你们不要相信他。”民警问她有几个小孩，她竖起一根指头说一个。正在旁边的小强却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妈妈的话头，天真地说，“不，我还有个弟弟，今年7岁，跟爸爸在广州东站倒票。”

　　通讯员　朱红梅　记者欧阳晨（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