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余三军

　　宁波晚报讯昨天一早，汪令红再次来到本报，浑身尽湿的他递给记者一封信。“讨了大半年的工钱，只有你们肯细听我的辛酸，我连夜写了这信，我是抹着眼泪写的……”

　　“……累，累！一天跑下来，腿软了，头晕了，可还一分工钱没讨到。

　　“一大清早，从东门口跑到西门口，从公司跑到劳动局，从劳动局跑到派出所，接着又到村民组。就一辆自行车，我咬着牙踩呀踩呀，总觉着前面会有一丝希望，可到了后才看清前面又是失望。一个乡下打工仔，要讨自己的工钱就这么难吗？

　　“姚xx跑了，公司连姚xx的一些基本资料都拿不出，联系电话还是在我这抄去的，对他的背景来历一概不问，就把工程交他负责，出了这样的情况，难道与公司没有关系吗？

　　“现在，我在用讨薪上的钱，已经超过我追讨的那些钱，有老乡劝我算了，说再这样下去不值得。我不这样想，自己挣的钱为什么不能要，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劳动看得跟灰一样？……”

　　记者附记：第一次见汪令红，记者给他倒了杯热水，在接过水的刹那，他眼里竟涌出泪水。他说，讨了这么久的工钱，遭白眼、被斥责是常有的事，突然碰到客气的，泪水忍不住就出来了。

　　相对于其他讨薪路上的民工，他有了在报纸上表露辛酸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民工还有很多。汪令红要回老家过年了。他将带着怎样一种心情离开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