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将县官定为九品，由此等而下之，乡镇当为八品，村官当为九品，当村官成为农民头顶的“一方天”的时候，农民的日子还怎么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宁折不弯”的梁漱溟先生曾发出了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在九天之下”的由衷感慨。可惜的是，这种理性思考却在当时被严厉指责为“冒充农民代表”而遭到了多年的无情批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梁先生们不会再受到任何的责难，但我们的农民兄弟们是不是还依然在“九天之下”挣扎呢？

　　近日连续读到两则新闻，恰好反映了“农民在九天之下”的悲苦和无奈：

　　北京顺义区李遂镇牌楼村党支部书记郝化春认为村民杨贺江不服管，并因为村里修路等事情煽动村民和自己对着干。杨贺江因此成了郝化春的眼中钉。1996年4月24日晚上，杨贺江来到郝化春家谈事情，郝化春拿出“七连发”猎枪，朝杨贺江的头部射击，致使杨贺江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包括村委会主任张孝山在内的4名同伙随后将杨的尸体抛弃于顺义区张镇良山村南大口井内。2002年，北京市警方在调查一起案件时，无意中从村民口中得知了这一情况，才引破了这桩6年前的废井沉尸案。今年1月14日，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检察机关还指控，郝化春在任期间，以修建蓄水工程为名，将村里出售土方所得款60多万元据为己有（见1月15日《北京晚报》）；

　　国家级全国扶贫县河北省涉县上巷村进行村官换届的选举，竞选人叫王急义，他曾于1996年起担任上巷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2000年，因违反退耕还林政策受党内警告处分，2003年8月因为对党员行贿，要求选举其连任村党支部书记被免去了村党支部委员的职位。为了能竞选上村委会主任，王急义答应给投票的村民每人3000元并承诺自己当选后每人再给2000元。王急义平时就十分霸道，许多人害怕不选他会遭报复，因此虽不情愿，但最后大多数人还是投了王急义的票。结果他花了360万元，靠贿选如愿当上了村委会主任（见1月15日的央视《共同关注》）……

　　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官，但却是社会公共权力最底层的“一方天”，他们可以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忠实的实践者、推动者，但是，他们也可以成为横蛮无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封建“酷吏”。对农民来说，服从这些乡村干部的管治，就是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但同时，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也会损害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威信和形象。

　　像北京的郝化春那样残杀村民的恶性涉农事件，像河北的王急义那样贿选的破坏基层民主事件，我们都不是第一次面对，我们无法预见和统计还有多少乡村干部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与他们同样的表现！许多人认为，中央权力的鞭长莫及状况容易放纵和滋生欺压百姓的“土皇帝”，但事实上这才说出了一半，正因为我们的“权力之手”伸得太多、太长，多到相互掣肘、长到无暇顾及，这样就赋予了村级管理者无限扩张的权力野心，使他们在村级政权里成了各种官方权力和上级权力的化身。

　　在基层干部中有句俗语：“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意思是说上面各个部门、机构的工作都要通过最底层的干部来抓好落实，村官们的工作不仅艰巨而且还非常复杂。水利、卫生、农牧、计生、税务等部门的工作都要通过村官来协助、来管束、来收费、来罚款，社会福利性、救助性的工作都要通过村官来进行利益分配。在村官们依据着各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法规、政策来管理农民的时候；在依然奉行自上而下的县乡村的干部任命制里，既然支部干部的任命决定于上级领导而与农民群众无关，干部们自然不会真正把群众放在心上；在各地方官员层层分解的目标责任制里和在依旧执行着数字政绩至上的考核制里，各个村干部的肩上都压着沉重的担子。在这种局面下，只能是让那些具备横行乡里条件的“强人”们跳出来，将一副副的重担强加在质朴的农民的肩上，将一份份罚单塞进农民的手里换来上缴的任务。这种“强人”执政的局面正严重制约着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干扰破坏着农民的幸福生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问题都异常重视，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基层民主实现村民自治，是当前的两大任务，不下大力气治理村官、约束村官，让农民彻底翻身，两大任务如何能够完成！(稿源：红网)(作者：康劲)(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