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平顺

　　据去年12月24日《羊城晚报》报道，国家发改委提出政绩考核将不再以GDP为主要指标，而是逐步过渡到以社保率、就业率等九项指标为主。

　　这九大指标是：一、社会保障率；二、就业率；三、家庭财产增长率；四、九年制义务教育实现率；五、按功能区确定的生态和环境指标达标率；六、社会治安破案率；七、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率；八、对突发性事件应急反应能力；九、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政府的职能也是多元化的，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上去了，但民众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太多改善，只能导致民众产生不满情绪，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国家发改委关于政绩考核的改革，更多地关注民生，是非常必要和明智的。

　　但在这九大指标当中，则不宜将破案率也当成政绩指标来考核，它虽然能够为稳定社会治安带来一定的好处，同时也会给社会治安的稳定带来更多的不利。

　　首先容易导致有案不立。当公安部门接到报案时，会凭职业敏感掂量案件性质的轻重和破获的难易，为了提高破案率，就可能对一些难以破获的案件推诿或不予立案。这次“平舆特大杀人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如果当初公安部门在接到少数家长报案的时候，马上立案侦查，也许不会有这么多无辜的生命被剥夺。

　　其次容易导致弄虚作假。以破案率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在制度尚不健全的当前，只能导致公安部门弄虚作假，拼命地提高所谓的破案率，以便突出政绩。

　　最后容易导致重破轻防。过去，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比较单一，主要是刑事案件，用破案率作参考能够反映公安工作的状况。但改革开放后，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骤然增多，不再是单一的刑事案件，如果继续以传统的所谓的破案率来说明社会治安的稳定与否，考核公安部门的政绩，确实有失偏颇，会导致公安部门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出现重打击、轻管理、疏防范的倾向。

　　破案率只是一种数学概率，加上公安部门工作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公安部门的工作，更不能反映社会治安的真实动态。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破案率，以破案率的高低衡量一个地方社会治安的好坏，并用于考核公安部门和地方长官的政绩，既不科学，也会导致弊端丛生。

　　因此，考核治安方面的政绩，必须科学、真实地综合考察、了解当地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以及民众的安全感和满意程度，而不能以破案率为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