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华　江木根

　　随着新军事变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国防动员领域必将发生深刻变革。就国防动员储备的手段和运作方式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新变化值得关注。

　　专家学者型人才储备

　　人们普遍认为，海湾战争在新军事变革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这场以硅片对钢铁的战争，反映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新变化，呈现出了信息化战争的雏形。信息化战争中方方面面的激烈较量，归根到底是以高技术人才为核心的人才对抗，谁拥有的高技术人才多，谁就能把握战场的主动权。应当看到，海湾战争中，美伊两军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更明显的表现在人才素质上。美军高级指挥官大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中下级军官中大学生的比例高达98％，操纵“爱国者”导弹系统的军人有二分之一是技术专家，而伊拉克军官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即使有先进装备掌握起来也很困难。

　　随着战争科技含量的大幅度提高，参与战争人员的科技素质必须有新的飞跃。早在1986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曾提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军人应当是学者型的，他认为，这是军事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近10多年来军事和战争领域的实践表明，研制开发高精尖武器装备需要高技术人才，指挥高技术战争需要高技术人才，驾驭高技术装备同样需要高技术人才。而要拥有这些人才，仅靠军队自身培养难以完全解决，必须依靠国防动员的一系列组织活动，使社会上的高技术人才依法履行国防义务，以适应高技术战争对人才资源的需求。为此，我们在国防动员的人力资源储备上，必须改变目前仍未完全摆脱的“体能型”储备的状况，真正把动员储备的重点转到掌握科学知识，尤其是信息技术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型人才上来。

　　特殊型资源储备

　　应对未来信息化战争，固然要做好粮食等战略物资、汽车等一般交通运输工具这类物力资源的储备工作，以防这方面的储备不足影响军队的作战效能。然而，必须看到，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诸如稀有金属、高强度水泥、石油等战争中消耗量大的物资和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配件等特殊型物资，已成为制约军队打赢战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国防动员物资储备要顺应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从储备生活保障型物资为主体转到以储备特殊型物资为主体上来，要突出对军队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有制约的新材料、新能源的储备。如抗钻地炸弹新材料、高强度速凝水泥、太阳能电池等；要突出战时紧缺的特种物资的储备，如特种牵引车辆等。

　　计划储备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物资淘汰的速度也将越来越快。为了减少因储备而带来的损耗，采取计划的方式进行储备则正在成为新的储备方向。

　　计划储备包含两层意义：一是指根据战时动员的需要，拟制并储备各种动员计划，同时根据科技的进步不断进行修正。使动员计划始终符合战时的需求，到了战时，即可依据动员计划的内容进行相应的组织实施。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平时制定的主要动员计划就达37种之多。

　　计划储备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把国防动员所需的各种高精尖技术寓于某项大的发展计划之中进行储备，这样的计划系统越庞大，容纳的技术就越多。如“星球大战”计划，直接的关键技术就有航天技术、C3I系统技术、红外探测技术、自适应光学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强激光技术、非核拦截技术等高新技术。如果再考虑到它间接依赖的技术基础，该计划简直可以看成当代新技术革命的缩影。再如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动员了2万多家厂商、120所大学共100万人参加。在美国，甚至形成了沿袭至今的高度社会化的科研模式———“官民联合体制”。即：由国家设定发展目标和研究计划，通过合同等手段，组织政府部门、大学、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分工合作，共同进行大型研究发展活动。发展并储备大型计划，不仅可以全面提升国防科技的整体实力，而且还可以利用所储备的科技成果进行社会性开发，以减少相关费用，提高整体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