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人山生还的女兵(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19日09:30 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

刘桂英近影。　　2003年11月份，本报特别报道版曾刊发了《中国战场抗日运输大通道揭秘》的系列报道，其中叙述了为保卫滇缅公路，在美国的支持下，1942年3月，中国以10万精锐之师组成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大败而回。在翻越野人山（缅甸北部方圆几百公里的崇山峻岭———原始森林）时，更是惨绝人寰，其间伤亡的将士远远超过阵亡的人数……

　　让编者意想不到的是，在经过野人山的“死亡”洗礼后，竟有一名女兵幸存下来；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名女兵至今仍健在，而且还是湖南长沙人！

　　她叫刘桂英（有回忆录《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出版），今年83岁，定居在安徽合肥。她有生之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故乡———生她养她的长沙！

　　然而，她长沙的老家在哪里？她还有直系亲人吗？留给我们的，也许是一个个的问号。

　　爱情之花在抗日炮火中盛开

　　1920年，刘桂英出生在长沙郊区。她3岁那年，长沙久旱无雨，颗粒无收，母亲只好把她送给一户姓刘的人家收养。10岁那年，养父母不幸遇难，双双离开人世。在养父的朋友韩叔叔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把她送到长沙贫女院安身。1937年，刘桂英在贫女院学习6年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沙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成为一名护士。

　　1938年11月12日，一场由蒋介石策划的火烧长沙的灾难降临，大火烧了3天3夜，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毁于一旦，3000多人葬身火海，震惊中外。刘桂英和许许多多的老百姓一样踏上了逃亡的征程，她和贫女院的同学唐先茂一起流落到了衡阳，找到了79陆军后方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兵。在79后方医院工作半年后，刘桂英和几个热血青年不安于这平静的生活，奔向湘桂边境的东安县，找到了国民革命军新22师野战医院，成了一名真正的野战抗日护士兵。

　　在这里，刘桂英与一起从79后方医院投奔来的A相恋了。

　　A因工作出色，文化水平高，很快被提为上士。

　　不久，A被调往66团卫生队当少尉医官去了。两个人虽然在一个师，可很难见面。只能托人捎信来往。

　　也就是这个时候，日本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切断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国的大西南。为了保卫滇缅公路的畅通，1942年3月，杜聿明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与英美携手抗日。刘桂英所在的部队作为远征军的一部分也同时开赴缅甸。然而，由于盟军配合不力，远征军在战场上形成了大败退的惨局，主力开始撤退。可日军切断了归国通道，欲置远征军于死地。远征军选择了一条路———翻越虫蚋肆虐、瘴气弥漫、险象环生、灾难四伏的原始森林野人山。

　　远征军虽然甩开了日军的堵截，但无法冲破死神的天罗地网。部队天天走，雨也天天下，官兵天天在倒下，人数天天在减少。

　　有一天下午，刘桂英、徐进宝、钱一平和同行的五个姐妹正行走在一片芭蕉林里。忽然，后面有人连跑带喊：“小钱，小钱，你们等等我！”

　　刘桂英心中一阵欣喜，正是她朝思暮想的A来了。从此刘桂英和A历尽千辛万苦踏着累累白骨，终于携手走出了死亡之山。可同行的兄弟姐妹们都被野人山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中国远征军爬出野人山后的死亡数字触目惊心，总数达30000余人。刘桂英成了唯一幸存的女兵，他们比大部队整整晚来了两个月。

　　几天后，列车把他们送到了美军训练中国远征军的基地———朗姆茄。刘桂英回到了新22师野战医院。

　　后来，在医院周院长的帮助下，刘桂英和A举行了婚礼。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真正的患难夫妻，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情意。”泪水已经从刘桂英的眼中流了出来……

　　在朗姆茄的日子里，刘桂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军营里飞来飞去。1943年农历九月初七，刘桂英在印度朗姆茄生下了她和A的第一个孩子，为了纪念他们的爱情，她给女儿取名“竺兰”（印度古称天竺国）。而此时，A又随部队开赴野人山，进行丛林适应训练，准备反攻缅甸。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对盘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18师团进行反击战斗取得了胜利。刘桂英抱着女儿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

　　忆往昔，刘桂英奶奶深有感慨地说：“我在异国的土地上，结了婚，生了孩子，走完了一个女人一生中重要的两步。我在野人山付出千辛万苦的代价，换来了朗姆茄浪漫快乐的回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爱情玫瑰九死一生后悄悄地凋零

　　在云南曲靖刘桂英和A只匆匆见了一面，战火又把A招到了湖南芷江，参加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雪峰山会战。抗战胜利后，A又随所在的廖耀湘部开到上海，不到三个月，又开赴东北战场，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投入内战。刘桂英和A从芷江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1946年，刘桂英孤身一人在上海分娩了第二个女儿。一个无职无业的女人，带着两个幼女，生活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又是战乱时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而更让刘桂英牵挂的是A还在东北战场，杳无音信。

　　1946年秋，刘桂英牵着三岁的大女儿竺兰，怀抱三个月的二女儿，不远万里踏上了赴东北寻夫的征途。东北战事紧，部队调动频繁，刘桂英拖着两个孩子在战火中辗转了一年多，也没见上A的面。刘桂英想，肯定是A军务繁忙，不好请假。

　　1947年尾，刘桂英由沈阳追到锦州附近的滩岗子，终于找到了A所在的部队。当时A已经当上团卫生队队长，A不在。司务长安排她们母女住下。常言说小别胜新婚。天黑了，孩子们也都睡了，刘桂英仍激动得没有一点睡意，靠在床上等A的到来。

　　夜里，A回来了。轻轻地推开门，见到刘桂英一句话也不说，看了一眼孩子就木然地坐到了凳子上。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刘桂英打破了沉默。

　　许久，A抬起头说：“桂英，我对不住你。”

　　经过A支支吾吾地解释，刘桂英终于明白了。原来，A的部队到哪里，不少老百姓都找他看病。一次在滩岗子给一个老大爷看病，家中只有父女两人，对他很客气。而老人的病一时又好不了，A只好三天两头去。茶余饭后他们就常常拉拉家常，这一谈心，A了解到他和这家女儿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一偶然的巧合，使A和这个未婚的女人自然有了更多的话题。天长日久就有了感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队中一些当官的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把“抗战夫人”丢在一边，抱着“胜利夫人”过起了日子。A自然也受到了影响。一开始A也并不是想娶她，但当他发现这个女人还是一个处女时，他傻了，可女人又已经怀孕。A说他良心发现不能丢她，并要刘桂英同意娶她为小老婆。

　　这是刘桂英怎么也不能答应的。A转身就走了，那一夜泪水湿透了枕头。

　　第二天，刘桂英找到团长汇报了情况。军法处将A抓走，坐了一个星期的禁闭写了反省才放出来。而此时的沈阳战事吃紧，东北眼看就要解放，部队就有利用运粮返回空机将家属往南遣送。求之不得的A，要刘桂英回到A的家乡安徽怀宁乡下，匆匆打点行装，就将刘桂英送上了飞机。

　　虽然A家只有婆母一人，祖上也有一些田产家业。不知是婆母性情怪癖，还是A事先有话，对刘桂英母女的到来，婆母很不高兴，不给饭吃，不给屋住。1948年春，A又从东北给他母亲来信，还寄来他和那个女人抱着儿子的照片。并在信中要母亲动员刘桂英回湖南，对两个孩子是只字不提。

　　刘桂英看了信，心都碎了。A下了逐客令，婆母更是翻脸不认人，成天大骂刘桂英“死不要脸”地赖在她家。亲人的侮辱，人间的残酷，生路的渺茫，举目无亲的刘桂英满肚子苦水无处倾诉，多少个夜晚她想投河自杀，可一看看两个孩子，刘桂英想：“不能再让孩子重复没有妈妈的苦难了，野人山那么艰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我要立志活下去，宁可忍辱偷生，讨饭过日子，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没了爱情还有坚强

　　天无绝人之路。因为刘桂英有些文化，1948年秋，镇上的小学聘请她当了一名老师。薪水虽少，但总算安定下来。解放后因为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小学停学，刘桂英又失业了。为了生计，她只好卖掉衣物摆了一个小烟摊。本想能挣点米钱口，却被当地的地头蛇给抢砸了。

　　没有办法，刘桂英只好向好心肠的邻居借。尽管一天喝两顿稀粥，米罐还是很快底朝天。然而就是这样的生活，婆母仍然不放过她，总是用肮脏的语言辱骂刘桂英母女。就是邻居送点热饭给孩子们吃，婆婆还拉长脸讽刺人家：“你舍不得她们，就把她们领去养吧。”

　　刘桂英实在忍无可忍，便到区政府哭诉。后经过县司法院判决，A犯有重婚罪，路远暂不追究，并同意刘桂英离婚要求。家中的不动产房屋和田地一分两半。刘桂英在人民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下，与负心的A和狠心的婆婆终于一刀两断。

　　1950年刘桂英被分配到一个叫容岭的小学执教，后来又调到圩区小学教书。这期间，刘桂英经别人介绍，与一位姓谢的基层干部结了婚。

　　1958年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学习，大会小会都是动员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正作风。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错了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要交待历史问题。风雨已来，蒙在鼓里的刘桂英想来想去，自己苦大仇深，一个孤儿受尽磨难，有什么好交待的，便把参加远征军的经过和缅甸抗日的经历讲了出来。这下，刘桂英闯下了大祸。

　　一些稀奇古怪的传闻就散开了，“那个女的是暗藏在大陆的女特务！”“别看她一副老实相，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廖耀湘都钦佩她！”“大别山是战略要地，国民党派她潜伏下来，名堂多着呢。”于是，刘桂英被揪到了前台批斗逼供。

　　1961年底，刘桂英被逼交了工作，下放到了偏僻的小村毛阉。第二年，丈夫也下放，又染上了肺结核，常年不能劳动。全家7口人，一个年迈的老母亲，一个长年卧病在床，4个孩子都在上学，都是吃“闲饭”的，全靠刘桂英一个人一天挣那两分工度日。好年景一份工才值毛把钱，可想而知生活有多艰难！

　　1975年元宵节前，丈夫撒手归西。留给刘桂英的不仅是极度的悲痛，而且还有一大笔债务，光欠生产队粮款就达千元，还有买药、安葬花的一大笔钱！生活的重负像磨盘一样压在了刘桂英的身上。

　　刘桂英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抗日救国，辗转征战，受尽磨难的她不仅无功，反而变成了历史复杂的“黑五类”、“国民党特务”，被批斗游行抄家。令她万分惋惜的是，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在印度朗姆茄给她画的像和珍藏了几十年的照片也被抄出烧毁。大女儿入团、二女儿入党都因为刘桂英“历史不纯，右倾思想严重”而化作美丽的肥皂泡。儿子因受精神刺激患精神病，至今仍生活在安徽怀宁那个偏僻的毛阉村，生活十分艰难，每年近万元的医疗费只有靠两个姐姐无私的援助。成了刘桂英精神上的一个大包袱，总觉得对不起孩子。

　　1988年，刘桂英知道曾赴缅抗日的远征军第1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在北京受表彰的消息后，她试探着将自己爬出野人山的经历写信寄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叶浅予先生。在叶先生的帮助下，她的事迹才在《新观察》1988年第16期刊登出来。1990年6月，蒙辱受难50多年的刘桂英经多方申诉被平反，恢复了她的教师身份，并按退休教师领取退休金。

　　而这一年，刘桂英老人已经70岁了，她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尽管这一天来得太迟了。

　　长沙的亲人，你在哪？

　　作为远征抗日的“活档案”、“活化石”的刘桂英老奶奶，现寄居于合肥的女儿家，每月400元的退休金都不忘给患病的儿子存上100元。她每天都是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身体特别健旺。在她房间桌子上压着一首自己作的《不老歌》———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没烦恼；天天忙，永不老。平时她坚持打健身拳，写写自己的回忆录，学学英语。前年，在一位台湾朋友的帮助下，她和远在美国曾在印度朗姆茄相识的廖耀湘夫人也联系上了，现在还经常通信，谈谈当年远征军的往事。值得一提的是，在1992年至1994年，她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仍坚持每月给一个家境贫寒的大学生寄去30元钱，直至其大学毕业。她还将她在印度用过的毛毯和手电筒无偿捐献给了重庆抗日历史博物馆。

　　8年抗战，10年教书，30年下放，这就是刘桂英的坎坷生涯。对此，刘桂英奶奶说：“在野人山是应该做的，是一个军人的本分。而文革中磨难是有的，只是受点冤罢了。”而对于爱情，野人山与A的患难与共是刻骨铭心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刘桂英奶奶不想再说什么。或许她一辈子也不会理解，她们曾用生命捍卫用鲜血换来的爱情，是如此的单薄如此的不堪一击？

　　而她最大的心愿，是回湖南长沙的老家住上一段时间……然而，斗转星移，她的亲人在哪里？文／图丁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