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农村青年都叫小名。开始记工时，社员们逐渐安静下来。一个一个递上劳动手册，报畦数。老队长在一旁一边抽烟，一边认真听着，生怕有人冒记。报对了，老队长不发表任何意见，冬

　　村子西边的场院头上，有四间小屋。小屋二米八的檐头，坟砖砌墙，麦草配顶，屋山上那灰色的鞍子瓦长满了青苔，瓦缝里钻出一把把的青草，几棵高高的狗尾巴缨子孤傲地在风中摆来摆去，像是展示自己岁月的久远和古老。

　　小屋有几十年的历史，虽麦草变黑，墙砖受蚀剥落，但仍坚固结实。据老人说这种草房如不人为损坏，百年不倒。黑漆门、棂子窗，都是上等的东北红松木料。这是上世纪50年代拆祖坟拆出的棺木做成的，不用上油漆，也不腐烂。小屋原是场院屋，人民公社后成了生产队的记工屋。此后，人们一直称它为记工屋。

　　小时候听到小屋闹过鬼的故事，白天路过这里头都一乍一乍地害怕，眼里仿佛看到了红毛长舌绿脸的小鬼，甚至听到鬼的叫声，便不再一个人从这里走。直到上小学时，村里成立了戏班子，每到冬天的晚上，请来外地的师傅在小屋里教戏，才敢和小伙伴们一同来看排戏的。师傅是从万家镇上请来的，那老头武功很好，耍把子，舞大刀，枪剑皆秀。引得我们连学都不爱上了，天天来看排戏的。排的戏名叫《狮子楼》和《小五台》。《狮子楼》是演武松杀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小五台》是演杨家小将杨宗保搬兵路上遇到穆桂英，因战不过穆桂英而被迫结下秦晋之好的故事。小子们因崇拜武松、穆桂英、杨宗保，就自己找来板子做成刀枪和红樱大刀跟着师傅学习舞刀弄枪。师傅在屋里教，我们在窗外学，一个个都成了业余演员。叠枪、耍大刀、翻跟斗，样样都很熟练。春节演戏时角色不够，也叫我们上台当个兵勇衙役什么的。那是个欢乐而又太平的时代，也是我们青少年时期最感幸福的年代。正月初一开始演戏，演到正月初六，十四、十五再接着演。几个村的戏班子联合起来挨个村轮换着演出。红红火火一个正月在全村人的欢乐中度过。当这些戏成为“四旧”禁演的时候，我们已成了生产队里的半劳力了。

　　干完一天活，吃过晚饭，社员们就拿着劳动手册来记工屋记工分。记工前，男的女的找到一起凑热闹。吹口哨的，唱小戏的，说笑话的，围着裤腰带讲黄段子的。有些好闹的男女青年动手动脚，嬉笑怒骂，以此来活跃生活，排遣寂寞。人多屋小，屋子里散发着呛人的气味。罩子灯吱吱啦啦冒出的油烟味，老汉们啧出香甜的旱烟味，小青年们的脚臭味，女人身上蒸腾出的奶膻味，加上酸溜溜臭烘烘的地瓜屁味，这些混合性的气体灌进肺管里，闻惯了的社员们都觉得那么坦然，那么舒服。

　　记工桌是一张旧四方桌，桌子上燃着一只炝黑了玻璃的罩子灯。记工员是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姑娘，十七八岁，小名叫冬

　　就按个人报的畦数记上。报错了，老队长进行纠正或严厉地提出批评。那时候干活论畔，一天六畦，早晨干的加一畔。月底累计畦数，按每天6畦求出天数计算工分。男整

　　劳力一天10分，女整劳力一天8分，半劳力一天6分。不管你干多干少，都按这个标准计算工分。然后按工分分粮分款。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那时代社员们拿着工分比现在手里攥着几百元钱都要紧。为了多挣工分，男人们舍不得赶集，女人们舍不得理家串亲，就是来了例假也不休息，照常出工去挣工分。尽管年终分不到多少钱和粮，但有着勤劳美德的人们以挣工分的多少来区别荣辱和尊卑。年终张榜时，挣工分多的显得特别自豪，男青年能说个好媳妇，女青年能找家好人家。因为能干活的人身体就好，挣工分多的日子就好。那时生产队里3个人最有权威和权力，队长、记工员、搞“四合一”的收粪员。有句顺口溜：得罪了队长干重活，得罪了记工员笔杆戳，得罪了挖大粪的两勺顶一勺。这都是为了工分。因此，有的人就千方百计地糊弄工分。记得那个叫狗剩的小青年，重活不爱干，轻活常偷懒，自己的工分少了就想外快。这天早晨他没去干活，却报了七畦，队长没发觉，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