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飞

　　1月13日《信息时报》登载专题报道《安徽宫小村：全村靠租瘫儿行乞致富》，向人们揭示了一个近乎荒诞而又无法质疑的事实：支撑起宫小村这个全镇著名富裕村的主要产业居然是“带瘫业”。

　　村民租买来自全省甚至全国的残疾儿童，再带他们出门行乞；这些“瘫儿”乞讨所得分为两份，一份作为“工资”寄给“瘫儿”的父母，另一份便成为“带瘫”村民的收入。正是靠着这些“瘫儿”的乞讨所得，宫小村许多人家都贴上了“小康达标人家”的牌子，宫小村也成为了全镇响当当的富裕村。

　　透过宫小村发生的一切，我看见了一种奇特的、也令人惊惧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本是经济学中的术语，意指各方均得益并均无改变当前利益格局愿望的状态；宫小村的“带瘫业”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

　　“带瘫”的村民是直接受益者。他们需要付出成本，但他们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通过“带瘫”，他们一年的收入是平时务农的7到8倍，“带瘫”能够为他们换来前卫的时装、29英寸彩电以及写着“小康达标人家”的光荣牌……因此，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动因激励他们选择“带瘫”而放弃务农。

　　“瘫儿”的家长是间接受益者。家有“瘫儿”无疑是一件极为不幸的事情；特别在农村，“瘫儿”往往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对于“瘫儿”的父母来说，“带瘫业”不仅为他们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还能够为家庭带来额外的“工资”收入。于是，他们也有足够的经济动因激励他们将孩子租卖给“带瘫”者。

　　“租瘫中介”是一个隐性的受益者。这些“中介”直接沟通了“带瘫”村民与“瘫儿”的家长，他们的任务是牵线搭桥，他们的存在大大降低了交易双方（“带瘫”者与“瘫儿”父母）的交易成本，成为“瘫儿市场”得以形成的中坚力量。当然，他们可以通过收取“介绍费”获得不菲的收入，这自然是激励他们乐于此道的经济动力。

　　当地基层政府组织是一个隐蔽性更强的受益者。“小康达标人家”牌的颁发机关是基层政府，“小康达标人家”牌发出去越多，就意味着全镇的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越高———而这些恰恰与基层政府的“政绩”息息相关。禁止“带瘫”就意味着可能减少“小康达标人家”的数量，就意味着降低当地的经济发展数字，也就意味着缩减正待上报的“政绩”。如果不怀疑当地基层政府官员的智慧与观察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宫小村“带瘫业”的蓬勃发展是与当地基层政府机关的“视而不见”分不开的。基层政府的“视而不见”确定了“带瘫市场”的合法性，成为这一市场得以按经济规律正常运转的保障力。

　　总之，对于“带瘫”村民、“瘫儿”家长、“租瘫中介”与基层政府来说，保持目前的现状无疑是最符合经济规则的；大家都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均衡状态”就此形成了。

　　然而，这种“均衡状态”是可怕的。也许这是一个经济上完全良性的“均衡”，却一定是一个对于社会正常运转弊大于利的“均衡”。这种“均衡”虽然可以为上述四方带来收益，但在这些收益的背后藏着人性尊严、法律尊严、社会道德、政府公共形象的损失。“带瘫业”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在践踏残疾儿童人性尊严、违背法律原则与精神、损害社会道德、损毁政府公共形象与法定职责的基础之上的；交易各方得到了经济上的收益，却让整个社会承担了他们行为的成本———这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经济”。

　　也许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经济霸权主义的社会里，但作为人，能够改变我们行为的应该并非只有经济上的诱因。